不過，仍有一些台灣人認為，即使已不會在公眾場合使用日語，但日語依然是最能表達自我的語言。筆者一九九四年有幸認識竹東的陳漢升醫師，他是一位客家人，終戰當年三十一歲，平時就習慣講日語，診所內也陳列著日文的醫學專業刊物。一九二七年三月，陳漢升自新竹州龍潭公學校（現桃園市）畢業後，升學進入基隆中學校。據他表示，就讀中學校時，比起眾多方言口音濃厚的日本內地同學，只有他一人能用像樣的日語發音而受到國語老師（當時的國語為日語）的讚賞肯定。此後，陳漢升相繼進入台北高等學校、長崎醫科大學就讀，約莫於終戰前三年回到台灣，在竹東開業。迫於需要，他也學習閩南語，戰後也常講北京話，但和兒女、孫子對談就用客家語，而與妻子交談則用日語。陳醫師夫人畢業於台北的私立靜修女學校，戰前曾和丈夫住過一陣子長崎。陳漢升說，夫妻雖同是客家人，但和太太講話，能隨心所欲、順暢表達的語言，還是日語。
即使到了一九九○年代，仍有為數頗多的台灣人，依然維持高水準的日語程度，能用日語和日本人自然無礙地對談，這種現象，不由得讓人試想，到底一九四五年當時，有多少的台灣人是如此精通日語？以下，筆者再舉一例和大家分享。台灣知名電影《悲情城市》（一九八九年公開放映），相信眾所周知，這是第一部以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為主題拍攝的電影，在日本也曾經上演，想必知道的日本人應該不少。然而，該電影片中出現講日語的人物，幾乎寥寥可數，這與故事舞台的基隆一九四七年當時實際情形，似有出入。電影上映時，我曾詢問前述的友人母親，戰後一直住在台北的她指出，那時的台灣確如電影所呈現的樣貌，但城市街道所見的大多數民眾，都是講著一口日語，由此可見，終戰當時台灣的日語普及程度，至少在都市地區應該是相當高，可說已成為日常的生活話語。此外，該部電影在起用日本女演員方面，也引發話題。片中有設定和台灣人女主角用日語對話的場景，強化了電影重用日本人以及日語解禁的印象。可是，在電影上演後的一九九一年筆者訪台之際，據坊間所聞，導演侯孝賢因一直找不到日語流暢的台灣年輕演員，所以只好在電影中安排由台灣女演員講隻字片語的日語來演出。
日語沒有在台灣傳承下來，是上一代大人沒有和小孩說日語的結果。而大人之所以沒有和小孩說日語，除了呼應政府排除日語的政策之外，也可說是因為台灣的初等教育逐漸普及。
如前述提到的陳漢升醫師，他弟弟長年在小學擔任教師。一九九○年代後半，筆者有次曾受招待，參訪陳醫師的母校桃園縣龍潭國民小學，該校前身為戰前的龍潭公學校，而當天出來迎接並介紹校園的就是他弟弟。那時陳老師以日語自豪地表示：「以前日本人拼命地教導台灣人日語，現在我們也效法其事，賣力地教導小朋友中國話，所以中國話才會這麼普及」；換言之，正因為在日本時代有學習日語的經驗，以致戰後台灣的中國話也非常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