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於戰後十年左右出生，初次訪問台灣是在一九八○年二月，當時對於在台灣使用日語的情形，頗感驚訝。印象中，因那時台灣人難得遇見二十多歲的日本人，所以就連在市場賣商品的老婦人，也懷舊地以日語跟我攀談，讓我有種錯覺，彷彿來到了被日本遺棄、經濟停滯的另一個日本。從經濟觀點來看，其中應有導致經濟停滯的結構性問題存在，例如龐大的軍事費用造成的財政負擔，或者有些大規模的榨取剝削等正逐步進行著，不禁令人有這樣的感受與體認。
與此同時，日本正歌頌著戰後幾度的景氣，所以我來到台灣，就感到日本所享受的繁榮，好像是將日本的一部分棄置後所換來的。那時四十五歲以上的多數台灣人，能理解日語，並以日語交談，然而這些和日本人同樣具有日語水準的人們，卻是存在於日本這個國家的圈域之外。
十一年後的一九九一年八月，筆者第二次造訪台灣，當時能理解日語的人已是五十五歲以上的中高年齡，或許是因為李登輝政權的誕生，因此經常可看到縱使日本人不在的場合，他們也公開使用日語說話，毫無忌諱。不啻如此，事實上那時台灣的語言狀況，已有極大的改變。譬如有次去郵局，就發現郵局人員都是講台語，對照一九八○年當時，同樣郵局的職員大家都說著北京話，確實讓人有物換星移的異樣感受。囿於筆者個人的語言能力，為確認真相，還曾向台灣友人母親詢問，得到「竟能如此觀察入微，真不簡單，現在台灣已經是這樣了」的答覆。然而，如此的轉變，是否為拜民主化進展所賜，未盡可知，但也不得不讓人聯想到政治帶給語言的影響力。
當然，並非所有五十五歲以上的台灣人均能精通日語，前述的友人母親就提到，一九七○年代，昔日公學校的同學邀請當年的日籍導師來台灣，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同學之中有些人已經不會說日語了，她們羨慕地表示「妳真行，到現在還會講日語，都能跟老師交談」。
一九九○年代中期，筆者和中央研究院許雪姬研究員，以及國立成功大學陳梅卿教授三人，曾在台南針對台灣現況有過長談。其中討論到，為何戰前接受日本教育的世代很擅長講台語（閩南語），當時許研究員提出了如下解釋。她表示，日本統治時代，殖民政府強制推行普及日語，導致當年台灣年輕世代的台語能力變得非常孱弱，但到了戰後，中華民國政府禁止台灣人在公眾場合使用日語，致使包括學術性內容等用詞，不得不以台灣本土的語言來表達；其中最具優勢的閩南語因此復活，達到連學術內容都能溝通的程度，這是極大的改變。許研究員進一步指出，假如戰後沒有這段經歷，恐怕台灣本土的語言會更加式微，正因為如此，如今某些年齡層以上的台灣人，不太使用北京話，而以本土語言交談。許雪姬研究員至今是否仍抱持同樣看法，因之後沒有機會再確認，無法得知；但是，每當筆者聽見日本教育世代的人們，只講台灣鄉土語言對話交談，頗能認同她的見解。
不過，仍有一些台灣人認為，即使已不會在公眾場合使用日語，但日語依然是最能表達自我的語言。筆者一九九四年有幸認識竹東的陳漢升醫師，他是一位客家人，終戰當年三十一歲，平時就習慣講日語，診所內也陳列著日文的醫學專業刊物。一九二七年三月，陳漢升自新竹州龍潭公學校（現桃園市）畢業後，升學進入基隆中學校。據他表示，就讀中學校時，比起眾多方言口音濃厚的日本內地同學，只有他一人能用像樣的日語發音而受到國語老師（當時的國語為日語）的讚賞肯定。此後，陳漢升相繼進入台北高等學校、長崎醫科大學就讀，約莫於終戰前三年回到台灣，在竹東開業。迫於需要，他也學習閩南語，戰後也常講北京話，但和兒女、孫子對談就用客家語，而與妻子交談則用日語。陳醫師夫人畢業於台北的私立靜修女學校，戰前曾和丈夫住過一陣子長崎。陳漢升說，夫妻雖同是客家人，但和太太講話，能隨心所欲、順暢表達的語言，還是日語。
即使到了一九九○年代，仍有為數頗多的台灣人，依然維持高水準的日語程度，能用日語和日本人自然無礙地對談，這種現象，不由得讓人試想，到底一九四五年當時，有多少的台灣人是如此精通日語？以下，筆者再舉一例和大家分享。台灣知名電影《悲情城市》（一九八九年公開放映），相信眾所周知，這是第一部以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為主題拍攝的電影，在日本也曾經上演，想必知道的日本人應該不少。然而，該電影片中出現講日語的人物，幾乎寥寥可數，這與故事舞台的基隆一九四七年當時實際情形，似有出入。電影上映時，我曾詢問前述的友人母親，戰後一直住在台北的她指出，那時的台灣確如電影所呈現的樣貌，但城市街道所見的大多數民眾，都是講著一口日語，由此可見，終戰當時台灣的日語普及程度，至少在都市地區應該是相當高，可說已成為日常的生活話語。此外，該部電影在起用日本女演員方面，也引發話題。片中有設定和台灣人女主角用日語對話的場景，強化了電影重用日本人以及日語解禁的印象。可是，在電影上演後的一九九一年筆者訪台之際，據坊間所聞，導演侯孝賢因一直找不到日語流暢的台灣年輕演員，所以只好在電影中安排由台灣女演員講隻字片語的日語來演出。
日語沒有在台灣傳承下來，是上一代大人沒有和小孩說日語的結果。而大人之所以沒有和小孩說日語，除了呼應政府排除日語的政策之外，也可說是因為台灣的初等教育逐漸普及。
如前述提到的陳漢升醫師，他弟弟長年在小學擔任教師。一九九○年代後半，筆者有次曾受招待，參訪陳醫師的母校桃園縣龍潭國民小學，該校前身為戰前的龍潭公學校，而當天出來迎接並介紹校園的就是他弟弟。那時陳老師以日語自豪地表示：「以前日本人拼命地教導台灣人日語，現在我們也效法其事，賣力地教導小朋友中國話，所以中國話才會這麼普及」；換言之，正因為在日本時代有學習日語的經驗，以致戰後台灣的中國話也非常普及。
聽到陳老師的那席話，當下的我是否該表示贊同，心中五味雜陳。主要是因為，日本時代的政策在讓台灣人習得日語的同時，也忘掉自己的鄉土語言；由此亦可聯想到，戰後台灣的國語（中國話）學習，不也是跟日本時代一樣，同樣在逼迫台灣人忘卻本身的鄉土語言，兩者毫無二致。不過，因為戰後日語被壓抑，因此上一代父母在家裡迫於不得已，只好用鄉土語言與兒女溝通談話。於是，閩南系族群間，就培育出許多閩南話（福佬話）與北京話的雙語世代，也造就了北京話和台灣鄉土語言兩種並用的雙語社會。但需瞭解的是，其中有些家庭為小孩將來著想，盡可能只講北京話，加上當時電視幾乎沒有台語節目，因此那樣家庭的小孩，就只能在單一語言中成長。除此之外，同屬漢民族的客家人之間，在家裡使用北京話的事例應該更多，客家話明顯比閩南話更為衰微。總而言之，就個人經驗來說，至少和戰後十年左右出生的我同年齡層，且是在台灣成長的漢民族，能運用日語之雙語能力的人，坦白說，筆者迄今未曾遇過。
然而，在原住民方面，似乎有不同的情況。一九九五年，筆者在台灣山地部落遇到和我年齡相仿、大概四十歲上下的原住民人士，講著近乎母語且純熟的日語。只是他在學校沒有接觸標準日語的機會，因此在單字的使用上稍嫌欠缺協調。
＊作者為立正大學教授、群馬大學名譽教授，本文選自《日本時代的殘光餘影 : 走過兩個時代的台灣》（林初梅、所澤潤、石井清輝合著∕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