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陳老師的那席話，當下的我是否該表示贊同，心中五味雜陳。主要是因為，日本時代的政策在讓台灣人習得日語的同時，也忘掉自己的鄉土語言；由此亦可聯想到，戰後台灣的國語（中國話）學習，不也是跟日本時代一樣，同樣在逼迫台灣人忘卻本身的鄉土語言，兩者毫無二致。不過，因為戰後日語被壓抑，因此上一代父母在家裡迫於不得已，只好用鄉土語言與兒女溝通談話。於是，閩南系族群間，就培育出許多閩南話（福佬話）與北京話的雙語世代，也造就了北京話和台灣鄉土語言兩種並用的雙語社會。但需瞭解的是，其中有些家庭為小孩將來著想，盡可能只講北京話，加上當時電視幾乎沒有台語節目，因此那樣家庭的小孩，就只能在單一語言中成長。除此之外，同屬漢民族的客家人之間，在家裡使用北京話的事例應該更多，客家話明顯比閩南話更為衰微。總而言之，就個人經驗來說，至少和戰後十年左右出生的我同年齡層，且是在台灣成長的漢民族，能運用日語之雙語能力的人，坦白說，筆者迄今未曾遇過。
然而，在原住民方面，似乎有不同的情況。一九九五年，筆者在台灣山地部落遇到和我年齡相仿、大概四十歲上下的原住民人士，講著近乎母語且純熟的日語。只是他在學校沒有接觸標準日語的機會，因此在單字的使用上稍嫌欠缺協調。
＊作者為立正大學教授、群馬大學名譽教授，本文選自《日本時代的殘光餘影 : 走過兩個時代的台灣》（林初梅、所澤潤、石井清輝合著∕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