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起來，這整個過程當然並非他們的死黨之如我者所不樂見。然而，這個樣式的「和解」，畢竟和他們兩人結合受所經歷的封建社會性質與政治意義風馬牛不相及，它與其中抵制與匡正不義之抗爭，產生的又是什麼樣的效應呢？這些提問在當時眾人的額手稱慶，及少數人之如我者的狐疑與鬱悶中，被包裹與懸置了起來，直到十年後才被歷史打臉，真相大白。
一九七一年十月我出獄之後，臨沂街被大哥佔用，父親的家容不了我，我在延吉街老陸家隔壁租了個二樓的空房，成為名符其實的孤家獨居者，天天躺在榻榻米上望天花板，等著父親逼我去貿易行打工。
越年，顧重光捉了我，帶我到李泰祥和許壽美在永吉路的二樓公寓。他們的女兒若琳剛生，全家喜氣洋洋，人出人入好不熱鬧，古莫阿姨也從台東前來，壽美照顧一家老小更忙得不可開交，見到我大喜過望，緊抱不放。就此，我有空就到了這「幸福家庭」串門子，聊天、吃食、聽音樂、談藝、唸詩。
這時我的死黨中，由許博允帶來了失婚療傷中的陳平，她要大家叫她Echo，她則稍帶口音地管我叫Ah-phee，叫顧重光「蟲蟲」，叫李泰祥和許壽美反而比較接近國語。自德國回來不久卻去國多年的她，除了少女時因交美國男友而認識許博允外，對我們六〇年代的一切荒唐事只是聽聞。然而卻一見如故，立即變成了我們「李家沙龍」死黨的一員。因為她家就住在法商學院附近的一間日式院子中，平日無事也常來永吉路共創時光，無拘無束地暢述你我，也和我這個自娛娛人的甘草腳色即興了不少雙簧！
就在這些無心的碰撞中，她在數週裡面陸續寫下了九首「散文詩」，予大夥兒吟唱，那九首無心插柳的「散文詩」竟然使她終於成為了李泰祥最叫座歌曲的作詞者，引起江湖種種訛傳，吵嚷至今，其中春秋，容我這個當事人後述。
就在這「李家沙龍」一帆風順的歲月中，李泰祥被黃永松「推」了去見當時日本電通廣告公司在台的主管，他在黃永松的提點下，沒頭沒腦地鼓著勇氣，開口要了一曲廣告歌等於黃永松半年薪水的高價，日本電通廣告公司方竟一口答應。原來比起日本的作曲者，那個價錢便宜了不只一半。李泰祥也就這樣鬼使神差地成為了楊蔚一九八〇《向現代開拓》一書自序文中所說的：
「十五年過去了⋯⋯有人在廣告上做小調⋯⋯」那個「有人」之一的那個「有人」了。
一夜間他成了朋友之中賺錢最多，也照顧他弟妹及其他樂手最多的人。儘管死黨中絕無一人因此「得利」，相反地，大家卻像是失去了半個「同道」或「朋友」，這個「有人」也為李泰祥自己一生陷在「為財」vs「為藝」的矛盾添上了柴火，促使他成為了音樂創作上的人格分裂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