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外人」的不意侵門踏戶，一石激起千層浪，其中的種種不堪，諒我迄今無心回視⋯⋯
就這樣整整一年，許壽美音訊杳然，大家想盡辦法也沒見她透露任何消息，明顯地被嚴密看管在人們找不到的地方，期使她放棄這樁「婚事」，回到「正常人」的道路上面。當然，我們這批死黨是擔心、也不甘心的，怕只怕事情變成無疾而終。然卻在一籌莫展下束手無策，只能靜觀等待，只能加倍看顧「山地鬼」不要真的發神經了！
許家的兩個家長當然不是省油的燈，但他們卻不知道女兒不但堅毅頑強，更是智勇雙全的現代女性。一天天在許壽美日常低調的溫柔隱忍中，監視她的力道也有鬆弛的跡象。在全家動員為許壽美申請到美國堪薩斯音樂學院入學後，立即買了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八日赴美的機票，想把她送到國外，事情就一了百了了！
畢竟，人算不如天算，百密必有一疏。七月下旬許壽美備整身份文件，一早到台北，準備現身美國在台北的領事機關，辦理留學美國簽證。許家二老不疑有他，樂見大局底定，促她早去早回。
豈知，許壽美身懷各式文件，一到台北就跟李泰祥碰頭，跳上去台東的公車，直奔李泰祥老家──被一般人認為是蠻荒之地的、離新竹最遙遠的後山東南海岸。
從天黑等到第二天天亮，不見許壽美的蹤影，許南陽夫婦終於悟到「女兒又出事了！」
這一次更苦於二人私密私奔，這下，更落得無人通風報信。
盛怒之下，許院長回過頭到台北找老朋友邱仕榮，由他找到許常惠，再由許常惠找到我已去當兵了的臨沂街丘家。最後，終於由邱仕榮到中央信託局找到我父親丘秉敏，要求他把藏在臨沂街的女兒交回給許家。
我爸爸當然早聞此事，也早已確定臨沂街家中絕無藏人兒女的事，加上他自己留歐的經驗，思想比較開通，在知道許壽美已二十三歲後，他請邱院長勸許院長放棄追逼。
在這同時，在台東的兩口採取了速戰之策，八月一日在台東地方法院公證結婚。次日報上又大傳此事，還有記者去到新竹醫院訪問許南陽院長，許院長則痛心地表示已克盡為父的責任，現在許壽美已是「李家媳婦，不再是許家的女兒了！」
其實，李泰祥及家人並未回到他出生的馬蘭部落，由於許壽美獲聘為台東女中教員，獲配宿舍，一家老小乃住到市區。李泰祥父親藉機在宿舍後方栽種盤固牧草，養了乳牛，藉以配送鮮奶，幫補家用。此事雖被好事者訛傳，歌頌為某種異域的童話般想像。李泰祥卻竟至於和重新學習原住民文化，並在其中重新生長的契機擦肩而過。他在其原民性進一步淪失的西洋音樂追求中，開始了他的作曲生涯，並在一九六六年四月兒子李奕青出生一年多後，在六八年底舉家搬回了台北。畢竟靠了人見人愛的奕青融化了外公外婆的心，奕青的雙親始被許院長及家人接受，進入家門。
回憶起來，這整個過程當然並非他們的死黨之如我者所不樂見。然而，這個樣式的「和解」，畢竟和他們兩人結合受所經歷的封建社會性質與政治意義風馬牛不相及，它與其中抵制與匡正不義之抗爭，產生的又是什麼樣的效應呢？這些提問在當時眾人的額手稱慶，及少數人之如我者的狐疑與鬱悶中，被包裹與懸置了起來，直到十年後才被歷史打臉，真相大白。
一九七一年十月我出獄之後，臨沂街被大哥佔用，父親的家容不了我，我在延吉街老陸家隔壁租了個二樓的空房，成為名符其實的孤家獨居者，天天躺在榻榻米上望天花板，等著父親逼我去貿易行打工。
越年，顧重光捉了我，帶我到李泰祥和許壽美在永吉路的二樓公寓。他們的女兒若琳剛生，全家喜氣洋洋，人出人入好不熱鬧，古莫阿姨也從台東前來，壽美照顧一家老小更忙得不可開交，見到我大喜過望，緊抱不放。就此，我有空就到了這「幸福家庭」串門子，聊天、吃食、聽音樂、談藝、唸詩。
這時我的死黨中，由許博允帶來了失婚療傷中的陳平，她要大家叫她Echo，她則稍帶口音地管我叫Ah-phee，叫顧重光「蟲蟲」，叫李泰祥和許壽美反而比較接近國語。自德國回來不久卻去國多年的她，除了少女時因交美國男友而認識許博允外，對我們六〇年代的一切荒唐事只是聽聞。然而卻一見如故，立即變成了我們「李家沙龍」死黨的一員。因為她家就住在法商學院附近的一間日式院子中，平日無事也常來永吉路共創時光，無拘無束地暢述你我，也和我這個自娛娛人的甘草腳色即興了不少雙簧！
就在這些無心的碰撞中，她在數週裡面陸續寫下了九首「散文詩」，予大夥兒吟唱，那九首無心插柳的「散文詩」竟然使她終於成為了李泰祥最叫座歌曲的作詞者，引起江湖種種訛傳，吵嚷至今，其中春秋，容我這個當事人後述。
就在這「李家沙龍」一帆風順的歲月中，李泰祥被黃永松「推」了去見當時日本電通廣告公司在台的主管，他在黃永松的提點下，沒頭沒腦地鼓著勇氣，開口要了一曲廣告歌等於黃永松半年薪水的高價，日本電通廣告公司方竟一口答應。原來比起日本的作曲者，那個價錢便宜了不只一半。李泰祥也就這樣鬼使神差地成為了楊蔚一九八〇《向現代開拓》一書自序文中所說的：
「十五年過去了⋯⋯有人在廣告上做小調⋯⋯」那個「有人」之一的那個「有人」了。
一夜間他成了朋友之中賺錢最多，也照顧他弟妹及其他樂手最多的人。儘管死黨中絕無一人因此「得利」，相反地，大家卻像是失去了半個「同道」或「朋友」，這個「有人」也為李泰祥自己一生陷在「為財」vs「為藝」的矛盾添上了柴火，促使他成為了音樂創作上的人格分裂者。
不但如此，在歷史的惡作劇下，要發生的事終於發生了！
「李氏沙龍」的美景為了李泰祥的「上進」果然好景不常！
一九七三年春天，有人幫李泰祥弄到了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的全額獎學金，年底前他決心隻身前往，到各大音樂學府以及樂團進行「觀摩進修」。
此去，全家音訊杳然，直到一九七四年驟然回台，李泰祥身邊卻多了一個年近半百的外籍婦人──他在加州大學現代音樂「老師」的妻子，他近半年來的「新歡」。
這個「外人」的不意侵門踏戶，一石激起千層浪，其中的種種不堪，諒我迄今無心回視，它的結果是結束了許壽美和李泰祥不到十年的婚姻關係。
此外，李泰祥把我們死黨中的每一位都得罪光了，對於我們這些曾為了他婚姻受到不合理待遇而協助抗爭者言，那的確是情難以堪，無法接受的事實。在這其中，作為李奕青乾爹的我，當然是受傷更深。在此之後，我和許壽美繼續來往，跟李泰祥則幾乎斷絕了二十多年的聯繫。直到許壽美在二〇〇八年過世後的追悼會，見到李泰祥以二十年帕金森氏症之身前來全程參與，我才再開始跟他講話，儘管可談的話已經不多。
從二〇〇八年到二〇一四年李泰祥過世，我們見過大約十次。我告知我認為他把客家山歌寫成像馬勒(Gustav Mahler）的康塔塔（Cantata）般的大型管弦樂合唱曲，那效果是驚人的，也顯露了他在配器法上是無人可及的。然而，在美學上我並不贊同這樣的做法，以之來證明他自己不光是「流行音樂」的作曲者，而是古典正規音樂的作曲家。他回說：「阿肥呀，我們都知道簡單的音樂是最難寫的呀！」於此，我們又進入了淺顯、淺易並不等於淺薄的理解與爭論，似乎又進入了外人不知我們在講什麼的領域了！
此外，鑑於他的「原民性」不足，無法寫完《大神祭》的狀況，我還特意安排了他跟我到日月潭的伊達邵部落。在兩天中他和部落友人們以竹桶及杵音合奏，玩到高興得不亦樂乎，可惜他沒辦法多待，第二天匆匆留下我就跟助理小姐趕回台北了。經過這一次最後的嘗試，我終於理解了他的《大神祭》何以仍停留在史特拉汶斯基《春之祭》的意象與想像之中，也認識到對我之因無法說服自己，早早就放棄了作曲這回事的決定，他至死不以為然的原因了。
說到這裡，似乎有必要擺正（Settle／Square-up）一樁我們之間的公案。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陳平在寫〈一條日光大道〉散文詩時，是嘗試和我的〈致高一峰筆下的馬〉對話。當時，我的回應是蠻不快的，因為陳平的河童Kappa是芥川龍之介同名故事中日本「妖怪」的故事，Kappa是一種見不得陽光的水中生物，它在陰暗的地下生活，一種只要暴露在陽光下立即猝死的生物。陳平此詩恰恰書寫了她企往另一個非其身屬的世界，及成為其中物種的祈願與意圖。然而，另一方面又對所謂的日光、大道有無法忘情的迷思⋯⋯。此中的困境，昭然若揭，也很哀傷，李泰祥當然知道。然而，他執意要用它配樂，寫成如迪士尼的遊行曲，或啦啦隊唱跳的加油歌，造成數十年的「流行」，我也就歉難同意也啞口無言了。
只是，連番不絕的報導，李泰祥每在步上舞台引人高歌的場合，聲嘶力竭地高唱這嚮往他方或另世的自剖危言，我就難免悲從中來，多次觸景生情老淚盈眶。至於陳平不到五十歲自殺，我們這群被她變身為「三毛」後整批「忘卻」的死黨中，應該為她感到痛惜或驚奇的人不多。因為我們早已知道，她自來崇尚芥川龍之介的自我了斷，認為人一旦江郎才盡那就是唯一的進（退）路。她只是不忍遲暮，或不忍見自己的變化，而實踐了一己的信念而已。其不顧及身邊（或遠方）的其他人之作風，依然故我，至死絲毫沒有改變。
其次，是另一樁使陳平不爽的公案。那就是所謂的《橄欖樹》。
其實對於我們這批身歷其境的人而言，《橄欖樹》這首曲是沒有的。陳平當時寫的是《小毛驢》，在寫的前後都一再跟大家講希梅涅茲（Juan Ramón Jiménez）散文詩《小毛驢與我》中的故事，因為那時尚無譯本，我們都學會了El Platero的稱呼，對西班牙語及其人文與景觀都有所親炙，對陳平詩中的「為了小毛驢，為了西班牙姑娘的大眼睛，流浪遠方」的情愫完全能夠接受。李泰祥的譜曲及所用的音階及旋法，也多仿自佛朗明哥的彈唱而來，大夥也不以為意，畢竟這是朋友間自娛互賞的遊戲之作。
豈知，N年之後此曲變成了《橄欖樹》的流行歌曲，李泰祥找了沒關係的人唱它之外，還任由他們擅自篡改了歌詞，完全湮滅了當年西班牙的人文地景，換上了俗氣的呼喊。如此這般，豈能不叫陳平生氣，無法接受。特別是《橄欖樹》其實是她一連九首散文詩連作中的另外一首中的意象。這張冠李戴之事，更令她這位當年以五百元讓出著作權的人張口無言，痛吃啞巴虧，李泰祥為「音樂」及「藝術」的私心更使我們知情的老友們感到不值。
俱往矣！而今李泰祥與陳平皆撒手作古，未直之公案，他們生時未予處理，也不由得我在這裡代庖澄清。作為同一段歷史的來人及見證者，寫出自己的所見所知，既算是給自己一個交代，也多少還我們這個烏煙瘴氣的文化場以一個歷史的真實與公道吧！
只是，李泰祥死後，讀到馬世芳在《紐約時報》中文網題為〈李泰祥：除了音樂，我的人生無可取〉一文，對這種只有「音樂」及「藝術」才有意義的人生，我仍不禁瞿然一驚，不能替他反駁，卻心生不忍，無法接受泰祥死前這種自我論斷。想起當年我們在感情風暴之中，泰祥知道陳平的德文比西文還要好，他遂熱心地教我唱貝多芬的《Ich Liebe Dich》，我迄今猶不能不感念他這宅心仁厚之行，與夫天真純情的心志，不禁啞然失笑，復仰天長嘆！
世事如煙，往事如霧，唯對故人天上安心與否猶不能無所顧念。
緣起緣滅，願住願空，無休無止，茲為人生與人心邂逅之種種輸贏與過節，僅對生時兄弟一場，死後仍朋友一番者，聊盡一份不識時務的言責而已！
＊作者丘延亮，綽號阿肥，是一位台灣社會學家、勞工運動者，中研院退休研究人員。本文選自即將出版的新著《台北之春─六十年代的章回人文誌》（唐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