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外國記者並不是帶著反華議程來的，說我來中國就是想說中國的壞話。事實上，大多數像我這樣在中國工作的記者，已經花了多年時間去學習語言。他們喜歡這個國家，喜歡這裡的人們，甚至願意舉家搬到這裡生活。他們這麼做不是因為討厭這個地方，而是因為對它感興趣，有同情心並且想更好地了解它。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成為政府的喉舌或任何特定團體的代言人。他們會尋找那些解釋事實真相的議題，不是宣傳，而是反映社會和體制如何運轉的真相。所以，我認為才會有《紐約時報》的張大衛起底中國高層領導人隱秘財富的報導，還有彭博社傅才德（Michael Forsyth）揭露習近平親屬如何積累數百萬美元的商業利益並在香港購買別墅等事實真相的報導，等等。
這就是事實，如果有文字記錄，那麼就會成為一篇報導。我認為，記者的標準是，這是否有趣、新鮮，是否能讓人們了解中國社會、政府和制度運作的現實情況，這並不是出於任何意識形態上的偏見，而是西方媒體記者和美國記者在本性上就傾向於持懷疑態度、不信任權威、想要親眼見證事情的真相，並對那些試圖告訴他們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的人感到非常憎惡。但這不僅是中國的情況，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這樣。但這的確是一種文化上的衝突，與中國共產黨看待新聞工作的方式完全不同。
記者：由於美中關係的惡化，美國記者報導中國變得越來越困難。您的這本書最後兩個章節分別是「驅逐」和「大門關上」，反映了這種變化。在習近平治下的當代中國，美國記者如何報導中國，完成他們的任務？
齊邁可：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報導中國》一書有這樣一個敘事弧，它始於外國記者和美國記者在中共贏得政權後被迫離開中國，在之後的許多年裡，大家從外部觀察中國。然後中國開放了，接觸變得容易了，駐中國記者的人數也大大增加。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在情況幾乎已經回到了最初始的狀態，成了一個輪迴。雖然仍有一些記者留在中國，並且仍在努力完成他們的工作，但是越來越多的中國報導是在中國以外完成的，就像多年前從海外觀察中國那樣。在《報導中國》的早期章節中我採訪的記者所述，現在你會感到這種狀況已經完整地回到了最初的狀態。今天記者越來越多地不得不使用舊的觀察中國的工具。現在有很多記者駐紮在台北等地，還有少數人留在香港，但也很少了，因為香港的國安法使新聞報導變得更加複雜，在韓國、美國等地也有很多記者。人們在使用同樣的方式查閱中國媒體以尋找線索，就像我在70年代中期開始作為中國觀察員時我們所做的那樣。但現在還有其他的工具，當時是沒有的，包括中國的網際網路，即使它被嚴密控制，它仍然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資源。商業衛星圖像也是很有意義的方式，在揭密維吾爾人在新疆被關押的拘留營的報導中，衛星圖像是至關重要的。當中國放棄「清零」政策時，很多衛星圖像被用來揭示不斷激增的死亡人數。甚至還有人使用人工智慧，有幾個西方人在香港辦了一份通訊，利用人工智慧程式來追踪中國媒體中特定詞語的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