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賞鳥人士對約翰・詹姆斯・奧杜邦（John James Audubon）這號人物應該耳熟能詳，這位法裔美國鳥類學家、博物學家、探險家與畫家在十九世紀早期漫遊北美洲的荒野大地，詳細紀錄、工筆描繪（水彩）他看到的各種鳥類。圖鑑《美國鳥類》（The Birds of America）於1827年至1838年間以系列方式出版，包含435幅栩栩如生且美不勝收的版畫（約490種鳥類），被推崇為美國文化史的「國寶」，原版至今只有約120部傳世。
2010年12月，其中一部在倫敦蘇富比（Sotheby’s）以732萬英鎊（約新台幣2.8億元）天價拍出，再度創下書籍拍賣史記錄（前一部記錄保持者也是此書，880萬美元），在人類出版史上與《古騰堡聖經》（Gutenberg Bible）、《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Shakespeare First Folio）鼎足而三。
同等重要的是，以他為名的「奧杜邦學會」（The National Audubon Society）在1905年成立，整合先前幾個鳥類組織，成為美國最重要的鳥類保育、研究與觀賞機構，對氣候變遷危機與諸多環境議題也頗具影響力。美國政府1970年成立環境保護署（EPA）、1972年禁用滴滴涕（DDT）殺蟲劑，奧杜邦學會都曾發揮影響力。
美國奴隸制度的熱誠擁護者
逝世逾170年之後，近來奧杜邦又成為新聞人物，然而緣由卻相當尷尬：這位鳥類學先驅在世時是奴隸制度的熱誠擁護者，強烈反對十九世紀美國與歐洲的廢奴運動（abolitionist movement），而且自己與家人身體力行，曾蓄養多名黑奴並變賣圖利。他的著述提及黑人時，幾乎清一色是負面形象，視為工具、財產、野蠻而危險的次等人類。奧杜邦死後10年，奴隸制度存廢之爭引爆美國內戰（南北戰爭），如果當時他還在世，會支持哪個陣營不問可知。
這並不是新出土的歷史，然而直到近年各方才無法視而不見，奧杜邦學會更是首當其衝。關鍵在於2020年明尼蘇達州黑人男子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遭白人警察虐殺之後，美國反種族主義、追求社會正義與歷史正義的運動風起雲湧，「奧杜邦問題」被推上火線，再也無法「掃進地毯下方」。歷史學家諾伯斯（Gregory Nobles）在2020年以專文解析，並寫道：「如果我們能將（賞鳥）雙筒望遠鏡轉向歷史，此其時矣。」為奧杜邦辯護者也不乏其人，強調他「受到時代局限」（man of his time），因此世人不應以今日的價值觀究責。
一個保育組織的「正名運動」
時勢所趨，奧杜邦學會各地分會近年興起「正名運動」：拿掉名稱中的「奧杜邦」。截至目前，採取這種作法的分會雖然還沒超過10個，新名稱也尚未確定，但是包括芝加哥（Chicago）、西雅圖（Seattle）、波特蘭（Portland）、麥迪遜（Madison）、華盛頓特區等大型分會，奧杜邦學會（全國總會）也飽受壓力，面臨抉擇。本月13日，學會26名理事進行閉門視訊投票，結果決定保留「奧杜邦」，3名理事憤而辭職，多個地方分會表示遺憾，不由得讓人擔心，這個118年歷史的保育組織是否即將分裂？
學會理事會主席貝爾（Susan Bell）婉拒公布詳細投票結果，但解釋說：「（奧杜邦）這個名字如今代表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份對於鳥類、對於大自然的摯愛。」一方面試圖脫鉤，一方面坦承：「我們必須面對奧杜邦本人的種族歧視歷史。」奧杜邦學會並宣布今後5年將斥資2500萬美元，增進組織的多元性、平等與包容性。
然而芝加哥分會主席波拉克（Judy Pollock）直言：「使用奧杜邦之名讓我們在倫理上站不住腳，他已經不適合當我們組織的標竿人物。」學會員工的工會更痛批，保留「奧杜邦」此舉形同刻意表揚一個白人至上主義者（white supremacist），傷害社會上的弱勢族群。這個工會上個月已經改名「鳥工會」（Bird Union）。
翻一個十九世紀人物舊帳多少會予人小題大作之感，「受到時代局限」的說法也得到不少人認同，但波拉克與多位學會中堅幹部指出，除了追求歷史正義的必要性，「奧杜邦」之名讓學會不但形象蒙塵，還遭遇求才困難，並與平權意識敏銳的年輕世代日益脫節。畢竟，與奧杜邦同時代的廢奴運動濟濟多士，奧杜邦的選擇不僅大錯特錯，而且造成實質傷害，到今日仍是如此。
批評者：抹煞歷史的「取消文化」
還有人（尤其美國保守派）認為「正名」之舉意味著抹煞歷史，是「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矯枉過正又一顯例。這似乎是過慮，奧杜邦及其作品仍然是美國自然史的經典，專業價值並不會因此減損，後世任何一位「鳥人」都無法忽略。而且事實上，在學界深入檢視之下，奧杜邦的成就早已問題叢生，涉及剽竊、抄襲、造假、掠人之美、編造經歷、盜取屍體（協助學界友人證明「白人比非白人優越」），他如果置身今日科學界，恐怕早已身敗名裂。學會的奧杜邦傳記網頁特別加了一個副標題：「一段複雜的歷史」（A complicated history）。
奧杜邦學會的掙扎並非特例，美國環境運動、自然保育運動近年正全面檢視自身種族主義、殖民主義的過往。例如美國最老牌環保組織「山巒俱樂部」（Sierra Club）已經和創辦人繆爾（John Muir）割席，因為有「國家公園之父」稱號、比奧杜邦晚兩個世代的繆爾，至少在早年是個歧視黑人與美洲原住民的種族主義者。另一個案例是美國政府當年設立黃石（Yellowstone，1872年）與大沼澤地（Everglades，1934年）兩座國家公園時，當地的美洲原住民遭到強迫遷徙，如今「返還土地」的呼聲逐漸高漲。
放眼美國社會，這類追求歷史正義的運動還包括街道、學校、地名與職業運動團隊改名，以及雕像（從哥倫布到南北戰爭的南方邦聯領袖）拆毀，還有中小學教科書與課程設計，從種族議題一路延燒到各類平權議題。推動主力當然是自由派或進步派，保守派則想方設法質疑阻擋，雙方幾乎沒有什麼妥協的空間，強勁的拉扯正進一步撕裂美國社會。
撕裂社會之餘，這樣的意識型態交鋒或者「文化戰爭」（culture war）將是2024年總統與國會大選的主旋律，重要性甚至不在經濟議題、社會政策之下。共和黨最有可能披掛上陣的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與佛羅里達州州長迪尚特（Ron DeSantis）都是這方面的狠角色，民主黨籍現任總統拜登（Joe Biden）也會遇強則強。為了動員基本盤，兩大黨總統候選人恐怕會各自往意識型態光譜的兩端偏移，引爆一場無比激烈的選戰，在歷史上留下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