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因素與決策者
除了體系層次的安全因素與戰略三角的延伸關係之外，國內層次與決策者也扮演一定的角色，但這是在體系的制約下產生作用。就國內層次而言，歷史仇恨與文化連繫可以產生很大的影響。波蘭在歷史上仇視俄羅斯與而與烏克蘭親近，這是因為烏克蘭自古以來就是俄羅斯與波蘭所相互競爭的場域。從1654年佩列亞斯拉夫條約（Pereiaslav Agreement）以中穿烏克蘭的聶伯河劃分俄羅斯與波蘭的領土開始，俄波兩國為了烏克蘭長年相戰，最後俄羅斯與蘇聯透過四次瓜分波蘭（1772, 1793, 1795, 1939）而獲得了烏西的領土。由於烏克蘭處在俄波的夾縫間，烏東與烏西分別與俄羅斯與波蘭有緊密的歷史與文化連繫，因此當俄烏戰爭爆發後，一向反對接納移民的波蘭法律與正義黨（PiS）政府乃對烏克蘭難民大開方便之門，接納了五分之三的烏克蘭難民，並使波蘭成為北約援助烏克蘭的最大前進基地。在波蘭的例子當中，國內因素與安全因素相重合（仇俄親烏與距離接近），使得波蘭對俄羅斯的態度更為絕決。
但國內因素也可能與國家安全與三角關係相悖，而使得國家處於困難的境地。例如傳統親俄的保加利亞便在俄烏戰爭中處於此一狀況，一方面保加利亞在歷史上獲得俄羅斯的支持對抗土耳其帝國使國家重獲獨立，因此民間普遍有親俄情緒，一方面在加入北約與歐盟後保加利亞必須與盟國協同動作，因此在俄烏戰爭後無法以盧布購買俄羅斯的能源，結果導致俄羅斯停止對保加利亞供氣，此舉大大影響了保加利亞的政局。另一方面，同在巴爾幹半島的塞爾維亞也是因為歷史因素而對俄親善，又因為北約曾經轟炸貝爾格勒而對北約懷有極大芥蒂。在俄烏戰爭後，塞爾維亞仍然維持對俄羅斯的親善，因為其尚未被納入歐盟或北約，因此受到三角關係的影響較小。
除了歷史的記憶之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國內因素就是政治體制。美國拜登政府將俄烏戰爭視為民主與威權的對抗，號召世界民主國家團結抗俄。普京政權屬於競爭性的威權體制殆無疑義，但是烏克蘭的政府長期以來在民主評量上水準並不高，貪腐尤其嚴重，世所著名，因此由體制差異所引出的抗俄情緒不免分量有限。此外，各國與俄羅斯的經濟關係自然也會納入對俄政策的考慮中。
最後一個影響各國對俄態度的因素是決策者。一國處於特定的國際安全與國內政治環境當中，究竟應該如何決定其對外政策，不同政黨與政治領袖會有不同的觀點與主張，而不會完全一致。在東歐的戰略斷層線上，各國內部都有不同政治勢力主張不同程度的親美、親俄，或居中的戰略態度。即使在美國，如果是川普在位，對俄羅斯的政策也很可能與拜登大有不同。這是因為川普強調經濟，不認為烏克蘭是重要利益，也不重視與傳統歐洲盟邦之間的關係，認為此等國家占盡美國的便宜，而共和黨對於民主黨的對烏政策也有不同的看法。因此美國的期中選舉與總統大選都可能會帶來對俄政策的改變。同樣的情況也存在於不同國家當中，例如波蘭的法律與正義黨由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掌控，為了在2010年時其孿生兄弟時任波蘭總統的列赫．卡欽斯基於斯摩稜斯克墜機而歸罪俄羅斯，特別反俄。墨西哥的左派總統López Obrador又特別反美。因此即使國際與國內的環境沒有改變，只要不同的執政者上台，還是可能修正前任的對俄政策。
結語
總體而言，國家安全（與距離密切相關）、三角關係、國內因素與決策者共同決定了一國在面對俄烏戰爭時所採取的戰略態度。前二體系因素（國家安全與三角關係）居於最重要的地位，國內因素與決策者也發揮一定的影響力，但是在體系因素下產生作用。就俄烏戰爭而言，一國的距離遠近決定了安全顧慮與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反應強度，與美國的既有關係決定了被動員反俄的可能性，而國內的歷史與制度等因素、及決策者的政策偏好也會產生影響。
如果以上的理解是正確的，那麼同樣的三層因素也可能會決定一旦台海發生衝突，美國、亞洲各國、歐洲各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可能會採取的立場。各國的安全考量、與美國的關係、歷史與制度等國內因素，與決策者偏好也會決定各國的態度。這個迫切的議題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士，台大、政大講座教授。本文節錄自聯經出版《思想46》，原文標題為〈如何站位？俄烏戰爭與戰略抉擇〉，由聯經出版授權刊登，完整版請見《思想46》第317-32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