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把中國在世界上的角色界定為為世界提供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之外的另一條可走的路；但從鄧小平到習近平的諸多中國領導人根據資本主義西方的思維重新界定「偉大」。目前的策略強調生產力、利潤、積累；從開發中世界取得原物料；買外債。中國的強勢發展計畫，在國內外都可能招來怨懟；於是，在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期間（二○一二～迄今），對異議分子的思想審查和逮捕增加。北京當局壓制新疆的維吾爾穆斯林，包括把大量漢人移入新疆以趕走當地居民、高科技監視、把兩百多萬維吾爾人拘留在「再教育」中心。值得一提的，陸上一帶一路的主動脈貫穿新疆。
中國的經濟力量，要歸功於其龐大人口的勞動力和創造力得到釋放，以及要和當今全球經濟的供應鏈接合——其實應該說要支配全球經濟供應鏈——的戰略性決定。經濟史家如今把晚近中國（和二十世紀後期以來其他東亞經濟體）的成就，視為近世東亞「勤奮」習慣和「勤奮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s）的翻版。在這個觀點下，勞力密集的農業、家庭手工業和紡織品生產，得到興旺的地方、地區商業市場和信貸網絡支持，代表了歐洲資本密集型工業化之路以外可走的另一條路。這兩條路都源於偶然因素―土地和能源的相對較易取得、戰爭的迫切需要―而非源自西方文明相對於亞洲文明的任何固有的優越性或劣等性，或非源自資本主義的任何常態性發展。批判性政治經濟史強調歐洲人的帝國使用多種種族、貨幣方面的策略來積累資本，這些策略——黑奴、金銀、鴉片、炮艇——係促成新興全球經濟出現分流的最重要因素。本書致力於說明與華人問題有關的政治活動，如何是十九世紀中西「大分流」的一部分。
長遠審視種族、貨幣的政治經濟，也促使我們從世界史的大視角思考全球經濟改變。帝國興衰起伏，一個全球性霸主隨著另一個全球性霸主興起而沒落，過程鮮少平和。這些過程彼此部分重疊，而新權力中心的興起並非注定，而是取決於多個因素。
但大英帝國已成昨日黃花，而美利堅世紀走不到百年。中國的策略係打造一個全球經濟的亞洲中心並從該中心往外移動，但中國會不會在二十一世紀成為新的全球霸主，仍在未定之天。或許較有可能的是，沒有哪個國家會稱雄，全球經濟會繼續以多極的權力分配（美、歐、東亞）為特點。
隨著歐盟和東亞在全球貿易裡的份量自一九九○年代起日益升高，美國在世界GDP所占的比重下滑―從一九八五年的三成五降為二○一八年的兩成四。但美國GDP仍是首屈一指。同樣重要的，美國在全球分工裡依舊支配價值鏈的高端（科學和技術）。中國的成長大體上來自其為西方的消費者製造商品，即處於殖民地和開發中國家的傳統地位。誠如經濟學家伊莎貝拉．韋伯（Isabella Weber）所指出的，每部 iPhone 手機背後都載明：「設計於加州，組裝於中國。」於是，中國欲在價值鏈上更上層樓的作為，係美中經濟競爭裡的熱點，由中美在華為和5G技術、人工智慧、中美科學家間的研究合作方面的爭議可見一斑。
中國的雄心還遭遇其他難關。隨著中國出口製造業工人要求調漲工資，跨國企業已轉到工資較便宜的區域設廠，例如柬埔寨、孟加拉。有些人批評一帶一路倡議導致不公平競爭、尋租行為、使接受貸款國背負還不起的債務。二○二○年，有些夥伴——埃及、孟加拉、坦尚尼亞、奈及利亞——要求重議或免除外債，已把中國所承接的項目延後，乃至取消。中國指出，其貸款的利息低於世界銀行，其著意於為開發中國家創造工作機會和財富。但中國如今在非洲所扮演的耗取自然資源的角色和其先前在非洲的項目（例如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時代興建的坦尚尼亞－尚比亞鐵路），在口頭和實質作為上，差異頗大。這條鐵路涉及巨額的無息貸款、動用五萬名中國技師和工人、建成後鐵路完全歸非洲國家所有。
二十一世紀美中的經濟關係，既互賴又競爭。就消費品和機器來說，例如電子產品、衣物、塑膠製品、醫療設備，尤其互賴。產品製造於中國（往往為美國跨國公司製造，使用東亞的轉承包商或與中國公司的合資企業），在美國等已開發國家中被人消費。中國為其龐大人口提供了就業機會，提升了生活水平，從而得益於這個關係。但工資上漲和人民教育程度提升，把中國推向更高價值的領域（公眾服務、知識生產），而這些領域所僱用的人相對較少，而且面臨先進工業國的競爭。西方消費者得益於低廉產品，尤以中國使其幣值相對於美元總是較低時為然。但那也使美國出口到中國的東西相對變得較昂貴，從而影響農業之類美國產業。在中國市場，美國的農業出口品（大豆、高梁、禽肉、小麥）和其他國家搶占市占。
另一個重要的互賴領域是債務融資。美國的聯邦債務二○一九年底為二十三兆美元。由於國內資源不足以提供資金打消赤字，美國靠外國購買其公債，尤以二十、二十一世紀之交時為然。二○一九年，外國持有兩成八的美國公債（六兆八千萬美元），其中中國占比僅次於日本。中國靠出口賺取了外匯儲備盈餘，其所持有的外匯有約三分之一是美國公債。
與此同時，中國和美國（和其他國家）在全球爭奪開發中國家的原物料和能源（尤其石油和天然氣），爭奪全球投資機會，爭奪對科學知識、技術知識的控制權。中國與美國的關係高度緊張，既源於直接競爭，也源於彼此互賴天平的不穩。美中領導階層都高舉民族主義意味濃厚的辭令：雙方都指責對方不公平競爭，都搬出本國在世上的「偉大」，不管是為了保護，還是為了復興該「偉大」。美國總統川普二○一七年就任後，即對中啟動貿易戰，但受囿於互賴，他祭出保護主義關稅的效用有限。但關注美中貿易關係者，並非只有共和黨。民主黨也致力於保護美國的全球經濟霸主地位，老早就在痛擊中國。於是，華人問題在二十一世紀重出江湖，並被用於別的用途。對新黃禍的憂心，充斥於當今對中國的描述裡和中國據稱對美國（和世界）安全的威脅裡。中國所持有的美債比例遭誇大——中國的占比約為美國所有公債的百分之四．五。日本所持有的美債，居外國之冠；美國、瑞士、巴西的比重也甚大。但這些持有都未被認為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
苦力這個形象重現於美國，作為不公平競爭的象徵。如今的「苦力」是中國製造業出口區的工人和美國大學裡的華人學生和華裔美籍學生。兩者都被想像成機器人般任勞任怨辛苦勞動，組裝半導體板或用功準備考試，一週八十小時或更久。華裔美人再度被擔心會對美國不忠，被說成間諜，從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臺裔美籍李文和之類的科學家，到柯林頓競選總統期間向民主黨捐款的華裔美籍公民，都受到這樣的對待。二○一九年，川普政府要美國大學監視華裔美籍學者，尤其是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的這類學者，不發簽證給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
新冠疫情期間，川普總統一再把新冠病毒稱作「中國病毒」、「武漢病毒」、「功夫流感病毒」（kung-flu virus），以轉移人們對他處理此危機不當的注意力。他以種族主義心態把華人和疾病牽扯在一塊，導致全國各地紛紛爆發對華裔和其他亞裔美國人口語、肢體攻擊的情事。新冠疫情期間，澳洲、英國、歐陸也爆發反華人、反亞裔的種族主義行徑。
華人問題，包括其貿易層面和入境層面，始終和地緣政治脫離不了關係。美國於二次大戰期間，中國是戰時盟友時，廢止排華法。中共建政後，由於美國的地緣政治考量，必須更精細區分「好」中國人（臺灣的國民黨）和「壞」中國人（中國大陸的共產黨），入境限制漸漸放寬。一九七一年聯合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將國民政府趕出聯合國後，臺灣政權在世上沒多少友邦；實行種族隔離的南非是其中之一，向臺灣招引資本和移民。在後種族隔離時代，南非於一九九八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南非與中國貿易關係日益密切。至二○○二年，中國已是南非第一大貿易夥伴；二○一七年雙邊貿易額是三百九十億美元。
一九七○年代起，澳洲就竭力以太平洋世界一員的身分改造自己；一九七三年廢掉其白澳移民政策，並開始考慮以中國為貿易夥伴。二○○七年中國已是澳洲的最大貿易夥伴，二○○九年成為澳洲的最大出口市場，以鐵、鋼、天然氣、大麥、牛肉為出口最大宗。二○一五年，澳洲加入中國所倡議的地區性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把達爾文港租給某中國公司，租期九十九年。
二十世紀中期，西方對中國的態度，種族主義意味變得較不外顯，冷戰期間行事以彼此的意識形態差異為本，而非以流於簡化的種族刻板觀念為本。二十一世紀初中國與美國等國的貿易成長，但華人問題始終未消失。中國對歐美文明構成威脅一說，始終稍稍隱伏在檯面下，隨時就會浮現。一九八○年代，美國搬出此說，以利於其對日本電子產品和汽車進口祭出保護主義。但索尼、豐田的產品很容易就可看出是外國貨，中國製的產品進入美國時，卻是掛美國品牌―耐吉（Nike）、蘋果（Apple）、Levi’s、沃爾瑪（Walmart） ― 直到二十一世紀初的某日，美國人似乎醒來，意識到在美國賣的「每樣東西」都是造於中國，才察覺（或正視）它們的來源地。那當然不是事實：二○一八年中國貨占美國進口額兩成一。
但在美國和整個西方，擔心中國會成為新「黃禍」的心態，在二○一○年代升高，尤以二○○八年金融危機、經濟衰退，而中國經受此波衝擊的能耐遠優於美歐之後為然。擔心中國崛起為全球經濟強權，主要因為中國體量的巨大─國內經濟規模的巨大、其供應鏈和投資的遍及全球、其令人驚嘆的連年雙位數成長、專業人士和較低技能工人都往美國、澳洲、加拿大、歐洲跑的新一波外移潮。反華論摻和了以下觀點，因而更加打動人心：中國崛起為全球強權，有點不公平，因為共黨政府操控中國的龐大人口。此觀點使得十九世紀專制老大控制奴性苦力的刻板觀念和對「沉睡巨人」被喚醒的憂心，在當今之世更加說得通。源於十九世紀種族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政治的華人問題，成為當今中國與西方的民族主義較量的顯著特點。
＊作者艾明如是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的龍家（Lung Family）教授，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也是種族與民族性研究中心的共同執行長。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從苦力貿易到排華：淘金熱潮華人移工的奮鬥與全球政治》（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