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於去（2022）年10月30日再次修訂《婦女權益保障法》，定於2023年1月1日施行，距上次修訂才剛逾兩年。新法中，不僅將男女平等之基本國策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亦明列具體事項禁止限制婦女依法行使各項權益，而北京市更為了落實新法，印發相關行政處罰的裁量基準。頻繁修正法規及實施相關措施，無不彰顯中國政府欲改善婦女地位的「決心」。
中國女性地位的現狀
不過，諸多數據仍顯示出中國社會對於女性依舊有大量的限制。舉例而言，據中國國家統計局2021年底的統計，2018年時政協第13屆全國委員會中女性比例僅有20.4%，2020年時各企業中女性代表比例平均亦僅有30.2%；反而是在具有強烈家庭色彩的居民委員會中，2020年時女性比例平均高達52.1%[1]，此一數據不僅不應理解為女性地位的提高，而更應理解為女性仍無法逃脫傳統社會性別角色分工（男主外女主內、女性應為家庭付出）的窠臼。
此外，中國在政治領域的中央高層幾乎清一色皆是男性，甚至有權力愈加集中於男性的跡象。據報導，過去20年裡，中國中央政委中至少會出現一張女性面孔，但2022年新任的24名政委卻只有男性[2]。CSIS的China Power Project更指出：雖然中國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比例較高，但在頂尖大學中，性別比例仍明顯以男性佔優。而經濟上，2017年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僅有68.8%，且平均收入比男性低22%；在實際的維權運動中，2018年中國女性呼應「Me Too」運動，抗議在大學與工作場所發生的性侵與性剝削行為，卻迅速遭到政府審查[1]。
既然中國當局如此致力於提高婦女地位，為何各項數據與社會現狀仍不盡理想？其中當然有傳統社會結構的因素存在，但一個社會現狀的成因可不會這麼單一，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國的性平政策本身就出了問題。
中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的內容
若要對中國的性平政策做出診斷，最簡單快捷的方式即是直接檢視《婦女權益保障法》（下簡稱「《保障法》」），特別是新法修訂後的內容。
新《保障法》的實質內容分為九章[1]，除第一章的總則外，第二章至第七章分別針對婦女的政治權益、人身及人格權益、文化教育權益、勞動和社會保障權益、財產權益以及婚姻家庭權益進行規範，而第八章及第九章則是建置救濟措施並確立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
在新《保障法》中，大致可將規範分為四種類型：一、保障婦女權益的宣示性規定；二、明定國家或公家機關在保障婦女權益事務上的義務、組織權責分工及應採取之措施；三、確立民間（私人間）就保障婦女權益事務之權利義務關係，主要涉及婦女人身自由、人格權、勞動關係、家事事件（尤其著重在婚姻與繼承中的財產權益）等；四、救濟措施與行政處罰的規定。 （相關報導： 女力拉美加論壇》巴拉圭總統：與台合作見證邦誼穩固 貝里斯總理夫人：男性應參與推動性平 ｜ 更多文章 ）
整體而言，新《保障法》所涉範圍甚廣，但由於組織法、實體法與程序法之規定交相混雜，可說是體系相當紊亂。不過這只能算是立法技術上的缺失，要檢視其性平政策的優劣，還是得回到法規的具體內容細節來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