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新興的強權，常有領導人物和思想家為國出謀劃策，制定國家長遠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17世紀法國的黎塞留主教（Cardinal Richelieu）集中王權，建構反哈布斯堡聯盟，為路易十四時法國的鼎盛打下基礎。[1]19世紀英國的外相卡蘇里子爵（Lord Castlereagh）於拿破崙戰爭之後力排眾議，在維也納和會中反對過度懲罰法國，而是著重於保持歐洲的權力平衡，使英國成為歐洲政治的關鍵影響力，為大不列顛的全盛時期鋪好道路。[2] 20世紀美國的政府顧問和外交家凱南（George Kennan），構思了「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成為美國遏止蘇聯及共產黨陣營擴張背後的理論基礎；最終美國贏得冷戰，成為世界第一強權。[3] 範例眾多，不及備載。
大戰略的重要性，在於可幫助各國在國內政治的紛紛擾擾和國際政治的瞬息萬變之中，凝聚共識，維持戰略定力，不因一時的低潮而懷憂喪志，也不因短期的利多而氣充志驕。同時，如耶魯大學著名的歷史學家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所言，沒有大戰略，分析國際政治容易「見樹不見林」[4]，無法綜觀全局，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不過，只有強權才需要國家大戰略嗎？夾在中美日歐之間，在戰爭陰影之下的台灣，需要有大戰略嗎？要討論這些問題，必須要先清楚定義什麼是大戰略。筆者認為國際關係中的大戰略有三個要素： a) 宏觀的指導原則（general guiding principles）；b) 對國際總體現勢的觀察和預測（assess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c) 國家主次目標的排序（priorities）。[5]
第一個要素：宏觀的指導原則
大戰略必須清楚點出和戰攻守，合縱連橫，及國家發展的大方向。換言之，大戰略一定會包括一套宏觀的指導原則[6]，幫助國家決定開戰，參加衝突，建立聯盟，專注於國內發展的時機、方式、步驟和手段。中國歷史上，范睢的「遠交近攻」就是一個大戰略的著名範例。范睢是秦王的智囊和顧問。在晉見秦王時，范睢說服秦國不和傳統的競爭對手齊國和楚國爭霸，而是先攻打地緣關係最近的韓魏。時間拉回20世紀，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認為中國應著重發展經濟，厚植國力，「絕不當頭」，接受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羽毛豐滿後再挑戰美國。而上文所提到凱南的「圍堵政策」，則是認為美國不應在核子時代和蘇聯起釁，而是應一面組建國防安全及經濟聯盟遏止共黨勢力，另一面利用資本主義陣營更為優越的社會經濟實力，以競爭拖垮蘇聯。更進一步說，「圍堵政策」也隱含承認蘇聯對中東歐的控制，不觸犯俄國核心利益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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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三個例子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大戰略的幾個特徵。一、大戰略和戰術（tactic）有本質上的不同。大戰略幫助國家決定應不應該做某件事，戰術幫助國家決定應該如何做某件事。「遠交近攻」要求秦國以外交籠絡及軍事威嚇綏靖齊楚，創造沒有後顧之憂、攻打韓魏的有利環境。「韜光養晦」要求中國不和美國衝突。「圍堵政策」要求不和蘇聯直接在軍事上對抗，而是和蘇聯在第三世界爭奪影響力，以軍事經濟手段降低蘇聯共產主義衛星國的影響力和數量。戰術，相較之下，則是打贏一場戰役的計劃；誘敵深入、堅壁清野、迂迴偷襲，都是戰術。戰術是在衝突是必要而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打勝戰的謀略，而不處理和戰及聯盟問題。邏輯上，戰略先於戰術；沒有戰略，不知敵友和戰，無法討論戰術。
二、大戰略是「組合拳」，是指導國家在軍事、外交、內政、經濟、社會等各層面的大原則。[7] 因此，單純的軍事戰略，如「不對稱作戰」（asymmetric warfare），不是大戰略（但算是國防戰略）。單純的國內改革，如秦國的商鞅變法 — 儘管對秦國的國力有所助益 — 也不算是大戰略。
三，大戰略有如一國的憲法，是長遠的國策。「遠交近攻」、「韜光養晦」，和「圍堵政策」都是有延續性的指導原則。
第二個要素：對國際總體現勢的觀察和預測
我們的朋友是誰，對手是誰？我們的主要對手是誰，次要對手是誰？各國的利益為何？我們國家和（可能）盟邦的總體實力，相對於浮上檯面及潛在的對手，在什麼水準？我們的國家和盟友有什麼利基或是弱點？我們的對手有什麼利基，有什麼弱點？未來國際局勢可能會如何發展？現在的世界形勢如何？十年後的形勢如何？五十年後的形勢如何？不回答這些問題，無法討論國家的戰略方向。
「遠交近攻」背後是范睢對戰國時代國際情勢的認識。一方面，秦國儘管強盛，但綜合實力仍不如東方齊楚燕趙韓魏六國的總合。另一方面，六國儘管都忌憚秦國，但仍不停地亙相爭權奪利。如此形勢之下，秦國統一六國的上策是瓦解分化，各個擊破。
「韜光養晦」背後是鄧小平對冷戰落幕前世界局勢的分析。一方面，美國國力於上個世紀80-90年代仍遠勝於中國。另一方面，中國則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如此形勢之下，中國的上策是在中短期內綏靖麻痺美國，拉長時間軸，時機允許時再擴充中國勢力。
「圍堵政策」背後是凱南力排衆議，對蘇俄及共產主義擴張本質的了解；凱南提出「圍堵政策」時，二戰剛結束，美俄一同撃敗納粹德國，國務院內親蘇勢力強大，不正視蘇共的威脅。一方面，蘇聯繼承沙俄帝國的擴張傳統，並認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不共戴天。另一方面，蘇聯色厲內荏，實力不足以支撐其野心。如此形勢之下，美國的上策是遏止蘇俄，坐等其弱化崩潰。
成功的大戰略，要求決策者知己知彼，不盲目樂觀，驕傲自滿，也不草木皆兵，妄自菲薄。對國際總體現勢的觀察和預測如果不客觀準確，國家就可能制定錯誤的大戰略，產生災難性的後果。如一戰前的德意志帝國，盲目樂觀，野心膨脹，窮兵黷武，儘管處於四戰之地，夾在俄法兩歐陸強權之間，仍制定著重擴張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大戰略，堅持要跟大英帝國進行海軍軍備競賽，並和各國爭奪殖民地。「世界政策」是導致一戰及一戰後戰敗的德意志帝國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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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要素：國家主次目標的排序
歷史上各國追求的目標基本上不脫擴張勢力（expansion）、經濟發展（development）、國家安全（security），及意識形態（ideology）。[9] 在理想的世界中，各國當然希望可以同時達到這四個目標。可是，就算是強權如美蘇，也不可能有無限的資源去追求其所有的目標；預算有限，但是欲望無限。因此，決策者必須要做出取捨，制定主要目標和次要目標[10]。是經濟第一，還是國安第一？是意識形態重要，還是國家安全？權衡輕重，才可配置資源，在最短的時間，達成最重要的目標。
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實現美國與大陸關係的「正常化」。圖為鄧小平與美前總統卡特。
前文中大戰略的三個例子，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目標取捨。「遠交近攻」背後是擴張第一。如果秦國以安全和發展為第一考量，大可以閉函谷關不出，對六國採守勢。「韜光養晦」背後是發展第一。如果中國如毛時代一般，以意識形態為第一考量，大可以繼續輸出革命，和美帝鬥個天翻地覆。「圍堵政策」背後是國安為第一考量。如果美國以擴張或意識形態為第一考量，大以可對蘇聯採攻勢，試圖策反蘇共在中東歐的衛星國，而不只是遏止共產主義的擴張。
有清楚的目標取捨，才有可能制定有效的國家戰略。而國家的目標取捨，常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方面，國內統治集團及利益團體的合縱連橫—尤其是在現代民主國家—常會決定所謂的國家核心利益。[11] 另一方面，各國面臨的國際情勢（如權力平衡），也常影響決策者的目標取捨。國際形勢嚴峻時，決策者可能會較為著重國家安全。而大國在勢力鼎盛之際，其決策者可能會更著重領土擴張或是意識形態。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如果國內政治不穩定，統治集團對國際情勢又沒有清楚的認識，就很容易會舉棋不定，無法清楚地定義國家的主次目標。目標不清的國家在國際政治中就只能進退失據，隨波逐流，成為戰略上的行屍走肉，強權政治中的棋子。
小結：小國亦應有大戰略
大戰略「三位一體」，以宏觀指導原則為「表」，對國際總體現勢的觀察和預測及國家主次目標的排序為「裡」，缺一不可。進一步說，要建構國家的戰略原則，必須要先對國際情勢做出研判，並凝聚國內共識，決定國家核心目標。
從邏輯上來說，小國沒有理由不應該有大戰略。和大國相比，小國資源更有限，目標取捨更為重要。和大國相比，小國十分受國際情勢制約，對國際政情的精準研判更為重要。和大國相比，小國對國際變局極為敏感，更需要宏觀指導原則可帶來的戰略定力。關心台灣國際處境的大家，對小國的這些難處，一定有切身體驗。
進一步說，小國也要能掌握分析各強權的大戰略，才可「見縫插針」，趨吉避凶，在避免成為大國政治的犧牲品之餘，抓住機遇。
下一篇將介紹分析歷史上及近代的小國大戰略（如波蘭、西夏、及瑞士）及其對台灣的啟示。我們應如何借助學術理論工具來思考分析「親美友日和中」、「抗中保台」、「國防靠美國、市場靠中國」、及「和平保台」？我們應如何制定台灣的大戰略？
＊作者尹麗喬（George Yin）是哈佛大學政府系博士及倫敦政經學院政治經濟學碩士；現為台灣大學大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及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專長為國際關係理論、國際安全研究、外交學， 調查及東北亞關係。曾任教於美國斯沃斯摩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ge）政治系， 並曾任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Dickey國際安全中心博士後研究員，美國大西洋理事會（The Atlantic Council）客座資深研究員，及日本慶應大學及早稻田大學訪問學者。georgeyin1@ntu.edu.tw
註釋──
[1] Rehman, Iskander, “Raison d'Etat: Richelieu's Grand Strategy During the Thirty Years' War”, 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2019).
[2] Kissinger, Henry,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22 (Pickle Partners Publishing, 2017).
[3] Kennan, George F.,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25 (1946): 566.
[4] Gaddis, John Lewis, "A grand strategy of transformation." Foreign Policy (2002): 50-57.
[5] 大戰略的定義，各家眾說紛紜，可見Balzacq, Thierry, and Ronald R. Kreb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rand strate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筆者的定義，一方面以大戰略的學術相關文獻為本，一方面以凱南的經典，討論「圍堵政策」的文章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見 footnote 4）為靈感和範例。
[6]宏觀的指導原則之外，有時大戰略也可是「宏觀計畫」（grand plan）或 「宏觀行為」(grand behavior)。可見Silove, Nina. "Beyond the buzzword: the three meanings of “grand strategy”." Security studies 27.1 (2018): 27-57.
[7] Christensen, Thomas J.,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ter 2.
[8] Snyder, Jack,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pter 3.
[9] 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安全（security）是國家制定大戰略時最重要的目標。可見Posen, Barry R., Restraint: A new foundation for US grand strateg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10]國家主次目標的排序及大戰略，可見Martel, William C., Grand strateg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need for an effectiv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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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osecrance, Richard and Arthur A. Stein, eds.,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