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蔣介石正得意於「剿匪」的勝利，並急於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以合法化其政權之時，社會經濟卻瀕臨崩潰的邊緣。其根本的原因是，抗日戰爭結束不到一年，未及休養生息又再度發動全面內戰，隨著戰火的擴大，財政收入遠遠不敷軍事支出，只能靠大量發行紙幣來因應，結果使物價如脫韁野馬地飛漲。從1947年初到5月，物價就上漲了四到五倍，進入5月情況更惡化，糧食和日用品價格一日數漲。無法控制的惡性通貨膨脹，不但使得人民財富一夕之間化為烏有，而且糧食都被優先運往蘇北和華北充當軍糧，從上海、杭州到全國各地相繼爆發搶米風潮。人為的饑荒使得人人食不果腹，對城市居民和學生的影響尤其鉅大。
因此從1946年底開始，在各大城市便連續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和群眾運動，政府出動軍警、特務鎮壓，反而引起學生、群眾更大的憤怒和更激烈的反抗。1947年5月起在中共地下組織策動下，以「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為口號的學生運動從北平、天津蔓延到全國各大城市。5月30日，毛澤東在新華社撰文〈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視此為與國民黨軍事鬥爭以外的第二條戰線。
此外，抗戰勝利後國府「接收」官員對光復地區肆無忌憚的貪腐「劫收」，以及外戚孔宋家族的巧取豪奪，更導致蔣介石政權民心盡失，「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這句話反映了當時全國各地光復地區，包括台灣民眾對國府的絕望心情；於此同時，中共在其「解放區」進行全面的「土改」，手段雖然殘酷血腥，但數億農民獲得土地，不但鞏固了政權，也為解放軍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兵源和後勤補給。1947年6月起，解放軍已由「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國軍則被迫由「全面進攻」轉為「全面防禦」。民心向背是國共戰局攻守易位的主要原因。
1948年6月，當時的國防部長何應欽在軍事形勢的報告中坦承兩年作戰下來，兵員死傷、被俘、失蹤者共達三百餘萬人，許多兵員是因叛降而被改編為解放軍，而武器則大部分成為解放軍的裝備；到1948年秋，國軍已被分割為五個孤立的集團，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共解放軍決定發動「戰略決戰」；有關抗戰勝利後國府接收的亂象，和國共最後決戰的三大戰役，筆者2021年出版的《狼煙未燼》一書中有詳細敘述，本文不再贅述。
臺灣光復後，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率員來台接收，與全國各地的接收弊端一樣，許多接收官員貪污腐敗顢頇無能，毫無顧慮地營私舞弊自肥。另者，陳儀政府在政治權位和經濟資源上的省籍分配不平等，以及語言的隔閡更加劇了台灣社會的矛盾；更甚者，時任行政院長的外戚宋子文為了便宜取得台灣的戰略物資，刻意大幅高估法幣對台幣的兌換比率，結果投機資金匯集臺灣，惡性通貨膨脹從內地輸入島內，而且米糖都被運往大陸支援內戰，原為「米倉」的台灣竟然發生「米荒」，米價比上海還貴。於是不到半年時間，對國軍和政府的感情從第一階段的「感激和歡迎」，轉變成第二階段的「懷疑與失望」，到最後是「冷淡甚至反抗」【註11】，終於釀成1947年「二二八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