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榮根觀點：生在獄中長在獄中的「共匪的孩子」─蔣毛爭霸錄（下）

成也張學良，敗也張學良

1936年12月，「長征」到陝北的紅軍只剩約三萬殘兵敗將。當蔣介石到西安準備將其一舉剿滅之際，於1928年東北易幟及1930年中原大戰時挺蔣的西北剿匪副總司令張學良，這次卻拒絕了蔣的命令，夥同楊虎城挾持蔣介石兵諫，要求蔣「停止內戰，聯共抗日」，此時周恩來也在西安；中共得知「西安事變」後欣喜若狂，要求將蔣介石交由人民公審處以死刑，但蘇聯強烈反對，史達林認為蔣是唯一能夠牽制日本進攻蘇聯的中國軍事領袖，下令限十日內釋放蔣，並不惜以斷絕關係要脅中共。毛澤東對史達林不殺蔣的電令非常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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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10年之後，蔣介石重新獲得蘇聯的軍事援助，除了飛機、大砲、機關槍及其他裝備外，首批蘇聯志願飛行員於1937年10月22日抵中國，從11月的南京保衛戰開始與當時的中國空軍共同升空迎敵，到1941年德國開始進攻蘇聯，蘇聯無力再支援中國戰場為止，蘇聯援華志願空、地勤人員總數在2,000人以上。蘇聯空軍志願隊援華的規模並不亞於後來美國的飛虎隊。事實上，直到1941年美國加入戰場前，中國百分之八十的外援都來自蘇聯。【註8】

1937年8月13日，全面抗戰後的第一場大型會戰在上海開打。蔣介石苦心培養的第87師、第88師、第36師和中央軍校教導團等德械精銳中央軍在這場戰役損失殆盡。以宋希濂的第36師為例，全師滿編也就8,000多人，三個月間補充了4次兵員，每次1,500到2,000人，全師傷亡12,000人。胡宗南戰後說，經此一役，黃埔軍官生幾乎被消耗殆盡；蔣嫡系中央軍不計傷亡地率先投入戰場，讓所有地方雜牌軍第一次真正願意團結在他旗下抵禦外侮。從廣西走了三個月開赴戰場的桂系第21集團軍，全員幾無生還。川軍、湘軍、東北軍、西北軍等雜牌軍也無不傷亡慘重。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洛川縣召開會議，討論八路軍在戰爭中的任務。毛澤東在會中提議，紅軍避免打大仗，應集中於擴大在敵人後方建立游擊根據地。毛預測抗戰會經過三個階段，開始時中國會遭受失敗，隨即進入長期的「相持階段」。毛把希望寄託在共產黨在農村地區組織廣大群眾的能力。毛認為「相持階段」會提供足夠的時間來集結兵力，包圍在主要鐵路和河流兩旁的大城市內的日軍，最終把他們消滅。

要完成這任務，毛澤東願意讓國民黨統治中國內陸，但堅持由中共控制「敵後地區」，所有游擊隊伍必須由共產黨統一指揮。如果有任何游擊隊伍拒絕接受共產黨領導，可以「先消滅它，然後向委員長報告」【註9】；李友邦在浙江金華組建的「台灣義勇隊」和丘念台在粵東地區的「東區服務隊」，都是在國共鬥爭的狹縫中發展的敵後抗日隊伍。丘念台且曾親赴延安取經，並請求毛澤東派幹部到廣東協助。

「台灣義勇隊」總隊長李友邦將軍

1937年國共因對日抗戰第二次合作，李友邦因國民黨釋放政治犯而出獄。1939年2月，李友邦以「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為口號，號召當時在閩浙一帶的台灣人和家屬在東南抗日的前哨浙江金華成立「台灣義勇隊」和「台灣少年團」；義勇隊成員中有不少是因反日而流亡大陸的醫生，李友邦因此先後在浙江金華、衢州、蘭谿及福建建陽成立了四家以「台灣醫院」命名的野戰醫院，為戰區軍民提供醫療救助及搶救前線傷患。台灣醫生高超的醫術和親切的服務，獲得當地軍民普遍讚揚。

除了醫療任務外，台灣義勇隊也生產醫療及軍火所需的樟腦、藥品等；慰問前線戰士、收集敵偽情報、對敵日語廣播，審訊和教化敵俘；發行機關刊物《台灣先鋒》，鼓舞軍民士氣並宣傳台胞的抗日貢獻；黃埔軍校畢業的李友邦也執行武裝抗日行動，1942年6月17日「台灣陷日紀念日」，李友邦率隊攻擊日本廈門興亞院。6月30日，突擊虎頭山日本海軍油庫。7月1日，於偽廈門市政府成立三週年紀念會時擲手榴彈。以上均造成敵人重創。

當李友邦提出組織「台灣義勇隊」的構想時，獄中難友駱耕漠（中共地下黨員）即向中共浙江省統戰委員會報告，浙江省統委會派張一之到金華協助李友邦籌辦，出身浙江鎮海的富商家千金朱楓為台灣義勇隊捐輸巨款，並讓年幼的女兒朱倬參加台灣少年團；1939年4月周恩來路過金華時，張一之向周恩來匯報李友邦籌組「台灣義勇隊」的經過和遇到的困難，周恩來指示張一之轉知李友邦向浙江省主席黃紹竑尋求協助。

之後，李友邦帶著黃紹竑寫給陳誠的信到重慶，獲中央軍委會政治部批准將「台灣義勇隊」正式整編歸第三戰區指揮，並委任李友邦為少將隊長；1942年，金華淪陷，台灣義勇隊撤退到福建龍岩，李友邦奉命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義勇隊分團部」，受任為分團部主任；1943年，台灣義勇隊擴編為「台灣義勇總隊」，直屬中央軍委會政治部，李友邦晉陞陸軍中將。

李友邦將軍夫人嚴秀峰生於1921年，是杭州絲綢富商的獨生女，十七歲時放棄養尊處優的大小姐生活，加入地方抗日自衛隊，協助組訓民眾參加戰鬥。曾參與富春江上的東洲沙島保衛戰，在槍林彈雨中冒死傳遞情報。之後，加入台灣義勇隊，因而與李友邦相識相戀，1941年與李友邦在浙江衢州結為連理，為他們的抗日事業攜手奮鬥。 

李友邦、嚴秀峰的次子李力群先生說：「我父親追隨國父孫中山先生，國共合作的思維左傾不等於是共產黨。父親在1932年被國民黨右派逮捕時受到嚴拷刑求，若是共產黨早就被處決了。台灣義勇隊直屬長官是陳誠，成立時受到周恩來協助，所以台灣義勇隊國共摻雜，但是我父親還是聽命於陳誠的指令；1945年抗戰勝利後，我父親要率台灣義勇總隊回台灣時，周恩來派人來遊說父親留下，為父親婉拒。父親說，我是國民黨軍人，不得背叛政府。我是台灣人，我一定要回家鄉。」

李友邦對台灣義勇總隊全體隊員說：「我們為了不當日本順民而在大陸度過了一、二十年的流浪生活，飽嘗了人生的甜酸苦辣而倖存下來，今天我們可以作為一個愛國的臺灣同胞，堂堂正正地回家鄉去見父老兄弟了。」從廈門回臺灣前夕，李友邦在南普陀寺後山的五老峰山麓摩崖上，刻下「復疆」兩個蒼勁大字，以表達他率領台灣義勇總隊收復臺灣的決心；9月3日，李友邦派副總隊長張士德上校（台中豐原人）先隨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乘專機抵台，在臺北賓館升起象徵臺灣光復的第一面國旗，義勇總隊及三青團回台先遣隊在陳儀來台接收前的那段空窗期，擔負起維持島內戰後秩序、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和物資的責任。12月8日，李友邦親率台灣義勇總隊全體隊員抵台，受到臺灣鄉親的熱烈歡迎和擁戴。

然而，1946年2月台灣義勇總隊卻奉令解散，李友邦改派「三青團中央直屬臺灣區團部主任」。李友邦是三青團在台最高負責人，在義勇隊副總隊長張士德先行回台聯繫和串聯下，當時所有臺灣知名的頭面人物幾乎都被納入三青團組織內。張士德雖具有軍統背景，但卻是早年參加台灣農民組合運動的老台共，因被日警通緝而逃亡大陸參加抗日。因此，包括謝雪紅、林日高、蘇新、王萬得、潘欽信、簡吉等舊台共也都加入三青團。

李蒼降傳承家族抗日基因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李蒼降才十三歲，剛從台北市日新公學校畢業，考進主要是臺灣人子弟就讀的台北二中（今成功高中）。這一年，臺灣總督府開始展開高壓的「皇民化運動」，包括全面廢止漢文報紙、強迫推行國語（日語）運動、限制或禁止民間傳統戲劇演出與宗教祭祀等；前一年，台北二中學生林水旺等策劃組織以「脫離日本統治，復歸中華民國」為宗旨的「中國急進青年黨」，遭舉報被捕判刑。李蒼降對異族的高壓統治與迫害憤慨不已，因此步堂叔李友邦的後塵，成為早慧的抗日鬥士。

1942年3月，李蒼降自二中畢業，為了到大陸尋找參加抗戰的道路而報考滿州建國大學，但因體檢未通過沒被錄取，乃先任和尚洲（即蘆洲）公學校教師；1943年12月1日，美、英、中三國領袖發表《開羅宣言》，宣告「臺灣、澎湖列島及東北歸還中華民國。」李蒼降與二中學弟唐志堂、陳炳基獲悉後歡欣鼓舞，他們與台北工業學校學生劉英昌、台北帝大學生李薰山、留日歸來的外科女醫生謝娥等開始投身「回應祖國抗日、迎接臺灣回歸」的活動。

1944年春，日本殖民當局全面搜捕反日青年，謝娥等均被捕入獄。李蒼降、雷燦南因閱讀反日禁書《清算日本》，被擔任線民的日籍同事舉發，因此也相繼被捕，他們咬緊牙關，忍受日本憲兵慘無人道的嚴刑拷打，始終未供出交給他們禁書的李薰山。結果，雷燦南不幸死於獄中，李蒼降與謝娥、唐志堂、劉英昌等「謝娥反日事件」主犯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後才獲釋。

對日抗戰勝利，國共內戰再起

日本戰敗前，中國局勢即陷入國、共、美、俄四方博弈中。美國的戰略目標非常清楚，那就是扶持一個非共的、親美的且穩定的中國政權，但是有一個底線，就像杜魯門總統說的：「我們的政策就是支持蔣介石，但是我們卻不能捲入中國內戰為蔣介石作戰。」此外，國府的的貪污腐敗使得杜魯門政府對蔣介石並非毫不保留的支持。

另一方面，周恩來高明的外交手段，及延安簡樸的生活，讓前往訪問的美國官員產生好感，相信中共只是一群土地改革者，雖然主張共產主義，但與蘇聯無直接關聯；此時連蘇聯也完全不看好中共在內戰中獲勝的能力，但以扶持中共為要脅，要求國府同意外蒙古獨立及共同開發東北，國府與蘇聯因而於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前夕）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這樣的複雜情勢下，美國的對華政策是促成國共組織聯合政府，一來解決兩者之間的紛爭，二來是盤算國共合作後，中共對蘇聯的依靠大減，美國則可繼續維持他對中國的影響力。這是美國基於西方政黨政治經驗一廂情願的想法。

從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刻起，各地國共就陷入接收爭奪戰而衝突不斷。美國根據其對華政策，一方面動用軍艦將總數近五十萬的國軍運往華東和華北，美軍並進佔北平、天津等地，以協助國民政府對該等地區的接收。另一方面又規定其各種軍事援助不得被國府用來進行內戰消滅中共。美國顧忌引致蘇聯也直接軍援中共對抗國府，這樣將造成美蘇直接軍事衝突。

此時的蔣介石身兼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個人權勢和聲望達到他這一生的最頂點，在美國壓力下通電邀請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是。毛臨行前對劉伯承、鄧小平說：「你們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打的越好，我越安全，談的越好。」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親自陪同下，從延安飛抵重慶赴蔣介石的「鴻門宴」，毛澤東一下飛機就高喊「蔣委員長萬歲」。

經過四十多天的折衝，國共雙方於1945年10月10日簽訂《雙十協定》，約定「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及「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召開政治協商會議」。12月20日，杜魯門另派五星上將馬歇爾抵華調處，促成雙方於1946年1月10日簽署停戰協定；與此同時，政治協商會議也在重慶揭幕，由國、共兩黨和民主同盟、青年黨等第三勢力，經過激烈的爭辯後通過「改組國民政府、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國大代表名額比例」等五項政治協議，主要為制衡國民黨一黨專政及蔣介石個人獨裁。

在馬歇爾回美述職期間，國共之間為東北接收問題又爆發衝突，到馬歇爾4月18日回到中國時，局勢已經惡化。5月下旬，國軍占領長春，在四平街重創林彪部隊後，一直追擊到松花江畔。就在白崇禧、杜聿明和孫立人準備一鼓作氣拿下哈爾濱，然後全面掃蕩共軍的殘餘勢力時，蔣介石在馬歇爾停止美援的壓力下於1946年6月6日下達了第二次停戰令，這是蔣繼西安事變後第二次錯失殲滅中共武裝力量的機會；情勢的演變，也讓蘇聯放棄爭取蔣介石的政策，轉而決定大力扶持中共，將大批擄獲自日軍的武器交給林彪。1946年1月，蔣經國應史達林邀請訪問莫斯科時，史達林就說，只要中國讓美國一兵一卒留在中國領土上，蘇聯就不會從東北撤退。

馬歇爾調停終告失敗，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下令國軍向中共「中原解放區」大舉進攻，接著向全國各地「解放區」發動總攻擊，第二次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當時的參謀總長陳誠信心滿滿地揚言「三個月至多六個月解決對共軍的作戰。」10月11日，傅作義部隊奪取「華北解放區」的政治軍事中心張家口，蔣介石的「剿匪」作戰達到勝利的最高峰，興高采烈的蔣立即宣布將召開國民大會。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占領延安空城時，蔣介石更以為取得了巨大勝利，空歡喜一場後，戰況便開始反轉直下了。

當蔣介石正得意於「剿匪」的勝利，並急於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以合法化其政權之時，社會經濟卻瀕臨崩潰的邊緣。其根本的原因是，抗日戰爭結束不到一年，未及休養生息又再度發動全面內戰，隨著戰火的擴大，財政收入遠遠不敷軍事支出，只能靠大量發行紙幣來因應，結果使物價如脫韁野馬地飛漲。從1947年初到5月，物價就上漲了四到五倍，進入5月情況更惡化，糧食和日用品價格一日數漲。無法控制的惡性通貨膨脹，不但使得人民財富一夕之間化為烏有，而且糧食都被優先運往蘇北和華北充當軍糧，從上海、杭州到全國各地相繼爆發搶米風潮。人為的饑荒使得人人食不果腹，對城市居民和學生的影響尤其鉅大。

因此從1946年底開始，在各大城市便連續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和群眾運動，政府出動軍警、特務鎮壓，反而引起學生、群眾更大的憤怒和更激烈的反抗。1947年5月起在中共地下組織策動下，以「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為口號的學生運動從北平、天津蔓延到全國各大城市。5月30日，毛澤東在新華社撰文〈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視此為與國民黨軍事鬥爭以外的第二條戰線。

此外，抗戰勝利後國府「接收」官員對光復地區肆無忌憚的貪腐「劫收」，以及外戚孔宋家族的巧取豪奪，更導致蔣介石政權民心盡失，「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這句話反映了當時全國各地光復地區，包括台灣民眾對國府的絕望心情；於此同時，中共在其「解放區」進行全面的「土改」，手段雖然殘酷血腥，但數億農民獲得土地，不但鞏固了政權，也為解放軍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兵源和後勤補給。1947年6月起，解放軍已由「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國軍則被迫由「全面進攻」轉為「全面防禦」。民心向背是國共戰局攻守易位的主要原因。

1948年6月，當時的國防部長何應欽在軍事形勢的報告中坦承兩年作戰下來，兵員死傷、被俘、失蹤者共達三百餘萬人，許多兵員是因叛降而被改編為解放軍，而武器則大部分成為解放軍的裝備；到1948年秋，國軍已被分割為五個孤立的集團，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共解放軍決定發動「戰略決戰」；有關抗戰勝利後國府接收的亂象，和國共最後決戰的三大戰役，筆者2021年出版的《狼煙未燼》一書中有詳細敘述，本文不再贅述。

臺灣光復後，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率員來台接收，與全國各地的接收弊端一樣，許多接收官員貪污腐敗顢頇無能，毫無顧慮地營私舞弊自肥。另者，陳儀政府在政治權位和經濟資源上的省籍分配不平等，以及語言的隔閡更加劇了台灣社會的矛盾；更甚者，時任行政院長的外戚宋子文為了便宜取得台灣的戰略物資，刻意大幅高估法幣對台幣的兌換比率，結果投機資金匯集臺灣，惡性通貨膨脹從內地輸入島內，而且米糖都被運往大陸支援內戰，原為「米倉」的台灣竟然發生「米荒」，米價比上海還貴。於是不到半年時間，對國軍和政府的感情從第一階段的「感激和歡迎」，轉變成第二階段的「懷疑與失望」，到最後是「冷淡甚至反抗」【註11】，終於釀成1947年「二二八事件」。

李蒼降與李登輝的「新民主同志會」

1945年12月，李蒼降通過謝娥的介紹，與唐志堂、劉英昌、陳炳基等一同加入三青團，擔任三青團臺北分團部籌備處第二股股員，不久因對接收官員失望而離開三青團，李蒼降、唐志堂分別回蘆洲和汐止老家當小學教師。陳炳基晚年對當時的李蒼降有過這樣的評語：「這個人比較有思想，分析能力強，做事負責，個性嚴肅沉著，但很熱情且正直。」

1946年秋，李蒼降經由李友邦的引介到杭州高中讀書。他杭州高中的同學韓佐梁回憶：「印象中，他很內向，不是很愛講話，但民族意識很強，很愛國。」1947年夏編印的《浙江省立杭州高級中學畢業紀念刊》中有一篇〈速寫李蒼降〉，記錄了李蒼降在杭高生活、學習的片斷：「李君待人誠懇和悅，同學無不樂與交往」、「其治學勤而有恆，且刻苦耐勞，剛毅沉著，勇敢而自制。」時任班長的范存忠回憶：「在杭高時，有一天，他突然請三天假去南京，事後才知他是去旁聽公審日本戰犯大會。」

這段時間，李蒼降不斷地給留在臺灣的唐志堂、劉英昌、陳炳基和李薰山等郵寄《觀察》、《文萃》等雜誌，幫助他們了解大陸上國共鬥爭的情況；此時的陳炳基以台大法學院學生自治會會長的身分領導「澀谷事件」和「沈崇案」兩次反美示威活動後，已成為當時著名的學運領袖。台大化工系助教李薰山經由台大醫學院助教劉沼光的發展，已加入中共的地下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李友邦被平常排擠他的臺灣行政長官陳儀，以「唆使三青團暴動」與「窩藏共產黨」的罪名逮捕並解送南京。當時身懷六甲的嚴秀峰急忙趕去南京設法營救，並通知在杭州的李蒼降立即返台協助處理相關事宜。嚴秀峰等了一個多月，才得以面見蔣經國陳情：「二二八事件是接收官員貪贓枉法，官逼民反所引起的，李友邦是冤枉的。」1947年4月，蔣經國陪同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查明真相後，李友邦才從南京羊皮巷的天牢裡被無罪釋放。

李薰山晚年回憶說，李蒼降從杭州回來後去找他，他發現經過了光復後這樣那樣的事件，在杭州、上海又受到國內學生運動洗禮的李蒼降，在思想認同上，自然就如同大多數台灣熱血青年一樣，從所謂的白色祖國轉向紅色祖國；經過李蒼降的介紹，李薰山又認識了台北泰北中學教師林如堉，和台大農學院學生自治會會長李登輝。

之後，李蒼降、林如堉、李薰山、陳炳基和李登輝合組「新民主同志會」，他們每周定期召開讀書會，研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論人民民主專政》等小冊子；「新民主同志會」後來成為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改稱「台灣人民解放同盟」，先後由台大醫院醫師郭琇琮和外省籍青年徐懋德領導，指導他們如何發展群眾運動。這段時間，李蒼降以從事兩岸五金貿易為掩護，往返於臺北、基隆兩地之間。【註12】

1948年10月，李薰山與林如堉被捕，陳炳基逃到李登輝三芝家躲藏，後在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潛往大陸，沒再回到臺灣；李薰山說，在被捕之前就得知「新民主同志會」只有他們三人暴露身分，他和林如堉在嚴酷的個別刑訊中都沒供出李蒼降和李登輝；李薰山坐牢和感訓七年半，躲過白色恐怖高峰期，出獄後與太太合開藥局，於2005年過世。林如堉則另因在獄中策劃反抗活動被處決；李薰山感慨地說：「如果我和林如堉在被捕以後就供出李蒼降和李登輝的話，那麼，李蒼降或許不會在後來被槍斃，而李登輝也就不可能成為後來的總統了！」

亂世愛侶－－李蒼降與曾碧麗

曾碧麗，1925年出生於羅東，太平洋戰爭期間，就讀蘭陽高女的她去應徵看護士，先在台北紅十字會訓練，然後被送去日本占領的香港的野戰醫院服務。一年三個月後回來，經重新訓練並通過考試，正式取得護士證書。

日本戰敗後，曾碧麗在基隆警察局第三科工作。曾碧麗說1948年初春剛認識李蒼降的時候，李蒼降就問她對「澀谷事件」的看法，並說要跟她做朋友，她不喜歡他這種直接的態度，就說她很忙，拒絕了他。第二次，李蒼降直接到基隆警察局找她。當時她正在上課學習國語。工友來通報有人找她，她以為是公務，就收拾課本走下樓去。結果，看到是李蒼降在等她，她想這個人真沒禮貌，就不太高興地用日語說她正在上課，請他趕快離開。

曾碧麗說第三次李蒼降就直接到第三科找她了，看到他神色自若笑笑地走進來，嚇了一跳！曾碧麗說她平常接觸的人很多，注意到一般人進警察局不外三種表情，有犯罪心理者會怕怕的，想要說情的地方仕紳則是一副拍馬屁的嘴臉，打聽情報的記者則會故意裝作傲慢的風騷，從不曾見過像李蒼降這麼大膽的人。她不曉得他真正的身分是甚麼？但從他的言行舉止知道，這個人肯定不是個簡單的人物，對他有了一點好感。於是告訴李蒼降，以後要找她，不要到警察局，直接到她家裡。

曾碧麗和李蒼降進一步交往後，對李蒼降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曾碧麗說，他個性溫和，談吐幽默，很少開口，但一開口就切中要害，儘管他的工作壓力很大，但仍讓她感到溫暖。雖然李蒼降才大她兩歲，但她打從心裡欽佩他；1949年4月27日，李蒼降與曾碧麗這對亂世愛侶結婚了。曾碧麗先坐李友邦的轎車一直到大路盡頭，然後改坐花轎被抬進李宅大厝的中庭裡。

此時，大陸國共戰局的勝負已定，劃江（長江）而治的和平談判破裂，解放軍渡江戰役強勢開打。

電影《返校》背後的故事

2019年上映獲得十二項金馬獎提名的電影《返校》，其故事原型是1949年發生在省立基隆中學的「光明報事件」，真實人物是當時的校長鍾浩東和李蒼降、唐志堂等，以下是《返校》背後的故事：

鍾浩東，1915年出生於屏東高樹鄉，是著名作家鍾理和的同父異母弟。1940年7月，鍾浩東帶著妻子蔣碧玉（蔣渭水之養女）等五人前往廣東加入丘念台所組織的「東區服務隊」。如同「台灣義勇隊」一樣，「東區服務隊」也是一支國共混雜的抗日隊伍。日本投降後，鍾浩東受李友邦將軍任命，在廣州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第3分團，協助旅粵台胞返台。

1946年8月，鍾浩東在丘念台與李友邦的聯合推薦下，出任基隆中學校長。二二八事件過後，鍾浩東與中共在台最高領導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1906－1982年，彰化人）取得聯繫，成立了「基隆市工作委員會」並擔任書記，李蒼降、藍明谷分任工委，下轄造船廠支部、汐止支部、基隆要塞司令部、水產公司等部門內的地下黨員，積極發展群眾組織。時任汐止軍民合作站書記的唐志堂在李蒼降領導下，利用職務接近軍官，收買武器，調查地形，為策應中共渡海做準備。此外，他們秘密油印地下刊物《光明報》，報導大陸國共最新戰況，和宣揚中共的政治主張等，經由各地地下黨員散發。

在《返校》的劇情裡，翠華中學美術老師張明暉在校內儲藏室創辦了讀書會，閱讀禁書，成員包括音樂老師殷翠涵、學生魏仲廷等人。殷翠涵注意到張明暉和女學生方芮欣過從甚密，提醒他應該謹言慎行，以免讓方芮欣陷入危險。方芮欣誤以為殷翠涵對張明暉也有愛意，想要拆散自己和張明暉，希望「情敵」殷翠涵因閱讀禁書而遭校方解聘，便利用對自己有好感的魏仲廷，取得讀書會的證據並向教官白國鋒檢舉。結果，包括張明暉在內的所有讀書會成員皆被警備總部逮捕，有的被處決，有的死於刑求。

在劇情背後的真實事件裡雖然沒有浪漫的師生戀，但卻是台大法學院畢業生王明德為了在女朋友心中樹立反抗國民黨統治的英勇形象，向女友坦露了自己的中共地下黨員身份，並多次將《光明報》寄往她家，被女友父母親發現後，為了怕惹禍上身主動通報警方。

1949年8月18日，王明德被國防部保密局拘捕審訊，保密局循線破獲「基隆市工作委員會」，陸續逮捕鍾浩東、李蒼降及唐志堂等39人；結果，鍾浩東、李蒼降及唐志堂等7人被以「連續共同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而著手執行」判處死刑。12人分別被判刑1至15年不等，其餘的交付管訓，沒參加地下組織的曾碧麗被以「知匪不報」處有期徒刑一年。

此時的李友邦將軍，雖受台灣省主席陳誠邀請出任其副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副主任委員」，為國民黨內權位最高的台灣人，曾經運用其影響力保釋數百名涉及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被筆者好友中興工程顧問社執行長高銘堂譽為「台灣的辛德勒」【註13】，但卻無力救援自己的侄子李蒼降。

1950年10月14日上午六時，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於看守所（今臺北喜來登飯店舊址）將鍾浩東、李蒼降及唐志堂三人提庭宣判，驗明正身後綁赴馬場町執行槍決。《返校》電影中由曾敬驊所飾演的學生魏仲庭，他的制服學號501014，代表鍾浩東、李蒼降及唐志堂被槍決的日子：1950年10月14日。

幌馬車之歌續曲

在《返校》電影背後的真實故事裡雖然沒有爭風吃醋的美少女，但鍾浩東妻子蔣碧玉，和李蒼降妻子曾碧麗卻都是鍾於所愛、堅貞不二的清麗佳人，他們的愛情故事令人動容！1950年10月14日面對死亡點名時，鍾浩東用溫熱的手一一和獄友握手道別，獄友們合唱〈幌馬車之歌〉為他送行，因為這是他和妻子蔣碧玉相戀時最喜歡唱的一首歌，作家藍博洲因此將鍾浩東與蔣碧玉的故事寫成文學作品《幌馬車之歌》，後並由侯孝賢改編拍成電影《好男好女》。

藍博洲後來再撰寫《幌馬車之歌續曲》，裡面記錄了李蒼降和曾碧麗的故事，李蒼降遇難後留下二十四歲的曾碧麗和他們的愛情結晶－－在獄中出生的女兒「黎紅」。曾碧麗說女兒出生後，她們被送到連雲街暫住，保密局企圖勸降李蒼降，讓他來看嬰孩。他撫摸著小嬰兒的頭，誇女兒的頭髮很漂亮，然後說，就叫「黎紅」吧。三個月後，她和嬰兒又被送回牢房關到刑期期滿；不願意接受勸降，早已覺悟難免一死的李蒼降，10月2日在獄中狹窄的關押房裡給曾碧麗寫了〈與妻訣別書〉。

李蒼降〈與妻訣別書〉首先回憶了他與曾碧麗相識一年半，及結婚一年半以來短暫而甜蜜的生活。對愛妻為他勇敢的忍受著拷打而不漏一言，致使身體受不起而早產女兒黎紅，又忍受著監獄生活的苦楚，卻慈愛地勇敢地保護了黎紅，表達了他的虧欠和感謝不盡。在即將被迫永遠離開前，李蒼降給曾碧麗交待幾點遺言：

「對你的前途，我希望你能自闢前途，自擇良配，不要拘束我，不要拘束舊封建禮教的束縛。這也是真我所希望、所期待著的。」

「關於小兒黎紅的事。她生在獄中，長在獄中，在苦難中掙扎生長起來，因此對她甚覺憐憫，一面也對她很期待能比別兒長得賢明有用。我不希望她做一個嬌柔軟弱的女郎，而希望她做一個剛毅能幹的新時代的模範女性。這也須全依靠你的管教了。雖如此，但我絕不希望你因為有小兒而耽誤你的前途，如發生這矛盾時，小兒可交給托兒所，而毫無猶豫地前進你的路。」

「我的後事已詳細託在(給)同室的幾位同志，請你將來詳問他們。我不怕死，許多同志都笑著臉勇敢地赴死了。我們的死將還有些意義！末了，『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籠(籃)。』我們的犧牲是光明前難免的事，你不必為我的死而過度悲傷。」

天意茫茫未可窺，悠悠世事更難知

1950年1月29日，保密局從「光明報事件」再循線逮捕「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蔡雖乘機逃脫，但保密局特務谷正文從他身上搜出的一張鈔票，發現上面註記有中共華東局來台女特工朱楓的聯絡電話。朱楓當時已搭乘空軍軍機前往仍在國軍控制下的舟山定海，計劃從那裡再乘船前往她的家鄉浙江鎮海。保密局通報定海逮捕朱楓，並於3月1日逮捕為朱楓簽發「特別通行證」的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吳石副官聶曦上校，和聯勤總部陳寶倉中將。

吳石是代號「密使一號」的潛伏共諜，曾為解放軍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的勝利立下奇功。1949年，解放軍在金門古寧頭戰役和浙江登步島戰役中損失慘重，吳石手上握有極機密的外島軍事佈署情報，卻無法傳遞到大陸，中共因此派朱楓來台與吳石取得聯繫，並向中共在台最高領導人蔡孝乾匯報工作。

1950年4月27日蔡孝乾第二次被捕，保密局利用與其有染的小姨子馬雯娟向他招降，蔡孝乾一周內供出所有地下黨員名單，中共在台地下諜報組織因此全面瓦解；6月10日，吳石、陳寶倉、聶曦、朱楓等四人在馬場町被槍決，吳石臨刑前留下絕命詩：

天意茫茫未可窺，悠悠世事更難知。

平生殫力為忠善，如此收場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夢中，聲名志業總成空。

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對我翁。

朱楓與李友邦將軍夫人嚴秀峰關係密切，在浙江金華時曾捐輸鉅款幫助李友邦組建臺灣義勇隊，並讓10歲的女兒朱倬參加臺灣少年團。1945年臺灣義勇隊返回臺灣時，朱倬也隨團來台，在蘆洲李家住了半年，朱楓因此在離台前拜訪了嚴秀峰，從而牽涉出季澐共諜案【註14】。嚴秀峰為此被捕，後以「知匪不報」罪名被判刑15年；1951年11月，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李友邦，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大會堂（即今之中山樓前身）被蔣介石親自下令當場逮捕，1952年4月21日以「包庇窩藏中共間諜」及「早已加入中共組織」等罪名被處決，年僅四十六歲；2007年，嚴秀峰用「生逢沙場、死別冤獄。」描述她與李友邦的夫妻情緣。

在上世紀初左派思潮澎湃下，很多優秀的知識份子為了救亡圖存，和嚮往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而加入共產黨成為紅色特工，甚至包括很多國民黨黨政軍高層的子女，最廣為人知的如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蔣介石文膽陳布雷的女兒陳璉等；最不可思議的是除了吳石外，蔣介石在大陸時期最信任的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和作戰廳廳長郭汝瑰也都是長期潛伏的共諜；他們或不惜背棄自己的權貴家庭，或視高官厚祿如糞土，為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寧冒生命危險，甚至犧牲生命為中共的建政立下汗馬功勞。然而，幸運沒有成為「烈士」者，幾乎都在後來的「反右運動」或「文革」中受到迫害，傅冬貧病交迫而死，陳璉不堪折磨跳樓自殺；李友邦、李蒼降和他們都不是奸匪，他們是在歷史的迷霧裡捨身忘我的仁人志士。

在那風雨飄搖的年代，吳石感嘆「天意茫茫未可窺，悠悠世事更難知。」經過七十餘年「幾曾識干戈」承平日子的我們，何嘗不是？

孤女「黎紅」的願望

1950年11月，曾碧麗服刑期滿，出獄前台北監獄的教育科長問她對先生的遭遇有何感想？曾碧麗因為激動而淚流滿面地回答說：「我先生在日據時代就因為抗日而坐牢，為何祖國還要把他槍斃呢？我先生是為了理想而犧牲的，我覺得很光榮。打開歷史來看，我認為，每一個國家都因有這樣犧牲的人才會進步！」那個科長被嚇壞了，立刻勸她出去以後不要這樣講。

曾碧麗說她出獄時李友邦還在，幫她介紹了一份護士的工作。等到1952年4月21日李友邦被槍決後，警察就經常來找她麻煩，大家見到她有如見到瘟神一般，避之唯恐不及，連與她相依為命的女兒黎紅（後改名素慧）也飽受折磨歧視，上小學時被老師當眾罵是「共匪的孩子」。因為李蒼降遇難前曾誇女兒的頭髮很漂亮，曾碧麗因而讓她留到上初中才剪短。

「生在獄中，長在獄中，在苦難中掙扎生長起來」的早產兒李素慧，讓即將離開人世的父親對她「甚覺憐憫」，後來在母親的教養下，一路學業頂尖，考上常人難以企及的第一志願台大醫學系；而且，李素慧醫師曾任台大、新光、國泰等教學醫院之內科及腎臟科主治醫師、主任，美國UCLA醫學院附設醫院腎臟科研究員等，是享譽杏林的腎臟科權威，被商業周刊推舉為全國百大名醫兼良醫。自1998年起，自行開設仁暉診所任院長，傳承蘆洲李家先祖懸壺濟世，濟弱扶貧，愛鄉愛國的傳統。

此外，熱忱服務社會的她，也曾任台灣女醫師協會理事長、國際女醫師協會西太平洋區大會主席、國際崇她社總監等；李素慧醫師完全做到父親李蒼降遺言中對她的期待：「期待她能比別兒長得賢明有用。我不希望她做一個嬌柔軟弱的女郎，而希望她做一個剛毅能幹的新時代的模範女性。」當年生在獄中的孤女「黎紅」，如今的李素慧醫師，她的成就可告慰父親李蒼降先生在天之靈，也讓從台大醫院護士退休，艱辛扶養她長大的母親曾碧麗女士感到安慰。

李素慧醫師說：「我母親現在98歲了，還在恐懼的陰影下，總是擔心有人要下毒害她或抓她。」她說母親以前不跟她提這些事，只勸她好好讀書，因此她心中不帶仇恨；李素慧醫師呼籲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揮別悲傷、遠離怨恨」，盼能繼承先人遺志，建立平和、富裕的社會。也期盼兩岸不再有戰爭。

李素慧醫師是筆者台大管理學院EMBA的學姊，和中國大陸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班同學。2020年，筆者很榮幸地接受李素慧醫師的邀請，出任「財團法人李蒼降教育基金會」董事。

＊作者為台大土木工程博士，台北市土木建築學會理事長，前中華民國結構技師全聯會理事長，著有《狼煙未燼》（墨言文化）獲白先勇及許倬雲推薦，並登博客來及金石堂2022年度華文創作百大暢銷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