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秀是民族英雄？
在大理要有個心理準備，不但中國史的史觀與境外不一，連地方史也呈現出完全相反的史觀。
筆者在台碩士論文寫的是雲南的少數民族，其中牽涉到一個人杜文秀，他是清朝咸豐同治年間在大理造反的回民，在中共官史上是民族英雄農民起義，但海外學者認為應該屬於少數民族的造反，在大理，筆者提出台灣人不同看法，遭致大部分地方學者的反對與批評，感覺十分的不服氣。
在大陸，史學可能是兩岸學術領域裡最有分岐看法的學科之一。從史觀上有著明顯的不同，呈現出解釋史實的巨大差異，中共以唯物主義馬克斯思想，及毛澤東思想為標準，以階級鬥爭為綱解釋歷史，從中國有信史朝代開始就與境外敘述不一，因此學歷史的我一則怕研究不精，再者怕立論不周，遭致大陸同行的譏評，一直不敢說出自己的想法，然而，我想多了，問題不是出在我自己有沒有本事，而是我根本研究方法錯了，怎麼研究也不可能正確，令我萬分痛苦。
大理的少數民族是白族，但是分漢白與原白，漢白受到漢文化影響，說漢語寫漢字，有中原一統思想。但是原白則為純粹本土土著，不跟外族來往，以建立自己的王朝南詔，大理兩個王朝為榮，本土意識強，具排他性。
杜文秀是個原白，具本土思想，利用太平天國造反清廷無力西顧時，響應洪秀全以反清為名，建立大理王國，歷時十餘年才遭平定，而平亂者也是少數民族將領廣西苗族岑毓英與同為雲南白族的楊玉科。
在中共史觀的指導下，杜文秀被定義為農民起義，是民族英雄，為他在大理古城廣場設立紀念館，敘述他的豐功偉績，而岑毓英與楊玉科因為幫助封建王朝鎮壓農民起義，因而成為負面人物，始終未能得到應有的評價。
這種史觀論證與評價，在學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杜文秀推翻滿清獨立建國，私通外國分裂國土，是不折不扣的造反與分離主義著，嚴格講是出賣祖國的叛徒，證據是他派代表到緬甸與英國人接洽建交與重劃領土，這種行為就是漢奸行為，然而中共當局無視此事實，為了政治正確，始終定調杜文秀為農民起義的樣板，學界及地方多次呼籲，終不見改正。
反觀平亂的岑楊二人，明知道輿論同情二人，學界也頻頻呼籲平反，至今不准翻案，只在出生地建有紀念館，規模不大，敘事也不盡真實，至今知道真相的外地人不多。然而稍具常識的當地人都知道官方不對，但也只有私下講講，學界及社會各界分歧逐漸擴大，但是官方仍我行我素，這是不負責任的態度。
學術為政治服務的例子不只杜文秀，當局對漢白民族的交流史也明顯地站在漢的立場，常常忽視了白族同胞的感受，例如在敘述大理兩王朝南詔與大理王國，與唐宋兩朝的互動，就犯了大漢民族思想，從漢人角度寫史，敘史，論史，將白族王朝矮化，視其為藩屬。
中共除了以史觀曲扭歷史，也將政治正確用在歷史敘事上，最明顯的是國共關係上，不但矮化國民黨，而且扭曲事實真相，在大理許多民國名人，無論北洋政府還是南京政府時期，大理知名政治家及各類出色的人物，都受到政黨色彩的干擾，未能得到應有的評價，尤其是去台人士以及參與國共內戰的國民黨人，基本上是不待見的。
其次，有關抗戰時期的國共關係，由於雲南沒有共黨部隊，共軍沒有參加過滇緬站戰區的對日作戰，因此有名的遠征軍，飛虎隊等等抗戰史，當局淡化其重要性，輕國軍正規軍作戰史，強調盟軍與雲南地方部隊，如龍雲，盧漢等地方政治人物的貢獻，筆者父親是遠征軍，我又研究抗戰多年，面對當地人對國府的無知與誤解，只能感慨政治介入的無力感，台灣人只知道在大陸沒有學術自由，但是親身體會了，感受特別難過。
大家都知道騰衝有個國殤墓園，裡面紀念著為國捐軀的國軍官兵，但是當局非要再弄個共軍靈位，令人哭笑不得。有名的惠通橋，重建後硬要在橋頭崁上大大的一顆紅星，說是共軍反攻的橋，這些杜撰的偽史，竟然也有很多人相信，而真正老兵的墓園又遭到搗毀與拆除。
我的父親在大理駐紮四年，他是野戰醫院的軍醫，離我家不遠，幾年前建商整地挖出許多骨骸，從殘存的軍人飾物終可證明是抗戰國軍官兵的遺骸。但是，建商勾結官府與學者專家，硬說成為原住民的，竟然挫骨揚灰，未能安葬。
中共的史觀即刻意彎曲歷史已造成歷史嚴重的失實或政治化，在大理，許多歷史敘述與考證訓詁已嚴重黨化，從筆者所住的三月街起，周邊許多歷史古蹟，不是毀了重建，就是介紹失實，例如金庸所著天龍八部就是嚴重失時的大理國歷史，它的王宮天龍城更是四不像，城樓嚴重失實，許多學者專家呼籲重視歷史卻得不到回應，令人失望與傷心。
筆者是外省人第二代，祖籍四川，來到雲南適應力很強，原本以為可以很快融入當地，但是除了語言生活習慣很快適應，許多人文歷史，哲學思想各方面與當地很隔閡，尤其是自由民主人權現正憲政等觀念，更是格格不入，南轅北轍，毫無共識。
為什麼會如此？為什麼總覺得不是我的家，不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所，我總結經驗，主要問題出在政治體制上，黨國體制下的一黨專制，獨裁領導，各種自由都被剝奪了，台灣的公民社會產生不了，自由民主的社會無由產生，社區總體營造落實不了，台灣的民主憲政的公民社會價值無法複製到大陸，我活得並不開心，因為，一個人的生活處所不光是物質生活要好，心靈上也要舒適，大理生活好山好水好空氣好食材，但是沒有一個好社區好社會，我的身心靈
未能平衡，算不得好。
反觀台灣，雖然官能上，物質上，地理環境上稍遜大理，台灣的空氣水沒有大理好，山川之美生活條件也稍欠上乘，但是大理沒有自由的空氣，台灣有這自由的空氣，社會有自由的氣息，大自然空間沒有大理壯麗，但是陽春白雪各取所需，小確幸一點不輸給高大上，台灣同胞面對大是大非的問題，還是要慎重的抉擇，建議台胞多多到大陸基層蹲點，應該相信筆者的憂慮絕非杞人憂天。
＊作者從事媒體及文字工作多年，退休後遊走兩岸，往來滇臺，長留於中國大理與麗江之間。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心鎖：十五個夢碎桃花源的故事》（新銳文創），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