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次訴訟的主角美國亞裔族群的歷史為例，美國亞裔大學生人數從1960年的16,000人增加到1980年的250,000人，是屬於美國實踐少數族群的教育模範。即亞裔美國人在沒有外界幫助的情況下，靠自己的力量進入大學，也要真正理解亞裔美國人社區的兩極分化階級，其構成對於理解社會不平等議題至關重要。
因美國移民政策的歷史轉變，促成了亞裔美國上層階級數量的膨脹，他們大量湧向私立預科學校，並高度關注和爭取精英大學的錄取。從2017年可見，30.7％的25歲及以上亞裔美國人獲得了學士學位，而黑人和西班牙裔人口的這一比例分別為15.3％和12.2％。而根據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院的調查顯示，在總分為2400分的學術能力測試中，亞裔學生必須比白人學生多考140分、比拉美裔學生多考270分、比非裔學生多考450分，才能得到相同的錄取待遇。從上研究數據可知亞裔學生現實中所面對的教育不公平。
目前美國亞裔學生和家長可能過度關注個人SAT分數和平均績點，做為是否值得被大學名校錄取的既定標準。但是，平權行動法案的政策目標為解決日益惡化的美國社會不平等現象。這些不平等現象，正是要考量歷史正義因素，這需回顧幾個世紀以來的種族主義，所以平權行動的目標始終是少數和弱勢的黑人、拉丁裔、亞裔社區學生最需要的，而不是那些已掌握社會優勢的富有精英階級；所以歷史正義的因素在此次平權行動法案的爭議上，不可被忽視；所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博林格（Lee C. Bollinger）和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史東（Geoffrey R. Stone）也關注到歷史正義因素，同樣認為平權行動法案必須繼續下去，因為至今美國黑人三個世紀以來，所經歷的歧視對待並沒有被消除。
三、台灣原住民升學保障政策必須考量歷史正義
在現今台灣原住民升學保障政策上，有其法源基礎，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國家並應依民族意願，對原住民族教育文化……予以保障扶助並使其發展」。本是強調國家需運用教育政策扶助原住民族，保障其向上流動之機會，定訂相關升學方案，使教育機會均等，以彌補不足。政府非常重視原住民高等教育機會均等問題，然而在進步跡象卻不甚明顯。現行的台灣原住民學生外加保障名額，與族語認證檢測的政策制度，反而形成原住民學生的學習困境。諸如加分政策造成反向歧視，一般學生會對原住民族語認證得以加分這點感到非常不滿，批評嘲諷原住民學生不需認真，只需要一張族語認證就可超越多數學生的努力，也出現學生為了取得加分資格，而更改姓氏成為原住民等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