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高法院於2022年10月31日審理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和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公平錄取學生的招生爭議案件。最高法院正在權衡的是，這些政策是否具有歧視性，是否違反了民權法。如果該裁決通過，意味著最快2023年，美國數百所公私立大學就不能再給予少數族群入學優待，標誌著一項60多年政策的終結。
這涉及了積極平權措施和公平觀念的政策思辨，而在2022年時台灣原民會曾宣示，蔡英文總統原住民族政策達成執行率已超過8成，並以此自豪。然而，原住民政策是否為盲目執行，在執行的政策內容上，是否有符合原住民的迫切需要，有待商榷，而此次美國平權行動法案去留之爭議，筆者認為可對台灣原住民升學保障政策做出啟示，筆者論述如下。
一、「積極平權措施」是避免少數族群受到不公平對待
積極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又稱為優惠性差別待遇、矯正歧視措施、平權行動法案等。係指依據膚色、種族、宗教、性別、國族出身，給予這些少數群體或弱勢群體優待的一種手段，從而達到各族群享有平等的權利，積極平權措施主要集中於就業、教育、工程承包和醫療等領域的政策方案，例如大學入學的種族配額、選舉的性別配額等，積極平權措施的總目標是避免少數族群在就業和教育上受到不公平對待。
二、 美國平權行動法案去留的矛盾 忽略歷史正義
平權行動法案是美國在1960年代就推動的政策，政策目標為防止對種族、宗教、性別或民族出身等少數群體或弱勢群體歧視，給予上述群體的政策優待。而此次美國最高法院審理針對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的公平錄取學生爭議案，之所以會引起社會關注，在於認為學校的「平權行動」招生策略反而對亞裔美國人具有歧視性，且根據2022年皮尤研究中心發布的民意調查發現，74％的美國人——包括大多數黑人或拉丁裔受訪者——認為種族不應該被納入大學錄取的考量。
從民調可見美國社會輿論風向已轉變， 對已實施60多年的平權行動法案，感到抗拒反感，輿論也認為平權行動法案的政策目標，最初為積極補償少數族群過往被白人惡劣對待的「公平」，但到現今反而成為「多樣性」（diversity）的政策保證，政策已然失焦，並非原初強調的「公平」。
然而，筆者認為平權行動法案去留的矛盾，最大的爭議是忽略歷史正義。因公平正義是一個社會性概念，而不是個人性概念，不僅關注過去，而需關注現在和未來，所以也必須考量歷史正義。
以此次訴訟的主角美國亞裔族群的歷史為例，美國亞裔大學生人數從1960年的16,000人增加到1980年的250,000人，是屬於美國實踐少數族群的教育模範。即亞裔美國人在沒有外界幫助的情況下，靠自己的力量進入大學，也要真正理解亞裔美國人社區的兩極分化階級，其構成對於理解社會不平等議題至關重要。
因美國移民政策的歷史轉變，促成了亞裔美國上層階級數量的膨脹，他們大量湧向私立預科學校，並高度關注和爭取精英大學的錄取。從2017年可見，30.7％的25歲及以上亞裔美國人獲得了學士學位，而黑人和西班牙裔人口的這一比例分別為15.3％和12.2％。而根據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院的調查顯示，在總分為2400分的學術能力測試中，亞裔學生必須比白人學生多考140分、比拉美裔學生多考270分、比非裔學生多考450分，才能得到相同的錄取待遇。從上研究數據可知亞裔學生現實中所面對的教育不公平。
目前美國亞裔學生和家長可能過度關注個人SAT分數和平均績點，做為是否值得被大學名校錄取的既定標準。但是，平權行動法案的政策目標為解決日益惡化的美國社會不平等現象。這些不平等現象，正是要考量歷史正義因素，這需回顧幾個世紀以來的種族主義，所以平權行動的目標始終是少數和弱勢的黑人、拉丁裔、亞裔社區學生最需要的，而不是那些已掌握社會優勢的富有精英階級；所以歷史正義的因素在此次平權行動法案的爭議上，不可被忽視；所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博林格（Lee C. Bollinger）和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史東（Geoffrey R. Stone）也關注到歷史正義因素，同樣認為平權行動法案必須繼續下去，因為至今美國黑人三個世紀以來，所經歷的歧視對待並沒有被消除。
三、台灣原住民升學保障政策必須考量歷史正義
在現今台灣原住民升學保障政策上，有其法源基礎，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國家並應依民族意願，對原住民族教育文化……予以保障扶助並使其發展」。本是強調國家需運用教育政策扶助原住民族，保障其向上流動之機會，定訂相關升學方案，使教育機會均等，以彌補不足。政府非常重視原住民高等教育機會均等問題，然而在進步跡象卻不甚明顯。現行的台灣原住民學生外加保障名額，與族語認證檢測的政策制度，反而形成原住民學生的學習困境。諸如加分政策造成反向歧視，一般學生會對原住民族語認證得以加分這點感到非常不滿，批評嘲諷原住民學生不需認真，只需要一張族語認證就可超越多數學生的努力，也出現學生為了取得加分資格，而更改姓氏成為原住民等弊端。
學者陳如薰認為此制度讓原住民學生有負面印記，造成了心理傷害。除了誤解認為不公義帶給原住民學生很大的壓力，加更多加分式、化約性升學保障政策，只會形成社會誤解，易導致原住民學生之壓力與自卑，重族語輕學科也會影響原住民學生學習過程的能力，因容易受到學習挫折，導致休學或輟學率高，在這樣配套措施不完備的原住民加分政策，形成原住民學生因此政策，卻成為體制下的受害者。
承上，筆者認為重視歷史正義因素，為強化原住民升學保障制度的關鍵點。因在心理和文化層面，學生會認為原住民升學保障制度不公平，認為憑什麼原住民學生可以加這麼多分上好學校？這些加分不是透過個人努力得來，所以不公平。但只看到表面效度的形式公平，未考量歷史正義，不知道原住民文化教育曾被壓迫和侵略的歷史事實，現今的原住民升學保障政策，其目標是給台灣原住民加入主流社會的實質公平。
2015年蔡英文發表原住民族政策，以總統身分向原住民族道歉。2019年總統蔡英文，公開表示目前政府很積極在規畫「原住民族學校法」，讓原住民族可以有自己的學校，而且可以有自己的課綱，這都是考量歷史正義而有的原住民教育政策回應。總言之，從美國平權法案的去留爭議所忽略的歷史正義，看台灣原住民升學保障政策，筆者認為此政策仍須精進修正。必須考量歷史正義因素，透過政策一方面建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教育系統，一方面也能讓原住民和國際接軌，達到原民轉型正義的教育政策總目標，還給原住民作為台灣最先國民的尊嚴。
＊作者為教育博士、政治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