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這句話的是奧地利理論物理學家沃夫岡包立（Wolfgang Ernst Pauli 1900－1958），他是何許人也？他在1945年由愛因斯坦提名並順利拿到當年度的諾貝爾物理獎，比較特別的是他有極高的跨界性，著名的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與沃夫岡包立亦師亦友，其緣由是因為沃夫岡包立在提出微中子的假說之後出現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當時榮格也住在瑞士的蘇黎世，於是物理學家找了同樣住在附近的心理學家試著解開他的問題。
榮格從分析沃夫岡包立的夢開始為其解惑，兩人之間對於病情的討論之後被出版為《原子與原型》一書，之後更出版了《心理學和煉金術》，這是一本關於榮格對於沃夫岡包立的400多個夢的詳細分析。沃夫岡包立也曾以科學方法討論榮格的認識論，他對於榮格的評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後世的心理學思想，尤其是對於所謂共時性的觀念探討上。
「Not only is it not right, it's not even wrong！」這句話如果翻譯成為中文，大概可以被翻譯成「你所犯的錯，連錯都稱不上」，通常也被簡為Not even wrong！這個著名短語的典故據說是由核子物理學家魯道夫恩斯特佩爾斯（Sir Rudolf Ernst Peierls 1907－1995，猶太裔英國核子物理泰斗，成功開發英國核子能量的關鍵人物）所記載，故事是某日沃夫岡包立的朋友給他看了一篇由年輕物理學者所撰寫的論文，雖然沃夫岡包立的朋友認為該論文乏善可陳，但是為了謹慎起見，他還是請沃夫岡包立過目並給予意見，沃夫岡包立閱畢馬上回覆說Not only is it not right, it's not even wrong！（德文原文Das ist nicht nur nicht richtig, es ist nicht einmal falsch！）
從此，這句話變成了物理學界的名言，之後也被用來嘲諷所有荒謬至極的現象——錯誤至少能被證明，Not even wrong連在哲學上都不具備可證偽性（principle of falsifiability），簡言之，連錯誤都不如！沃夫岡包立在物理學上是一個完美主義者，除了Not even wrong！以外，他也習慣性地使用「徹底錯誤」（德語：Ganz falsch） 一詞。沃夫岡包立不僅在物理學上是一代祭酒，他對於心理學甚至神學都有深遠的影響力。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被簡稱為EMI，用最粗淺的解釋則是「全英文授課」，臺灣學界對於EMI的推動源於「2030 雙語國家政策」，至於這個政策實際上也屬於Not even wrong！的範圍，本文先就EMI做討論，爾後再剖析「2030 雙語國家政策」。簡言之，民進黨在賴清德擔任行政院長期間提出所謂的「2030 雙語國家政策」，期望透過教育手段提高國民使用英語的比例，從此各大學為了爭取政府補助前仆後繼地提出許多EMI計劃，其目的之一也在於爭取雙語大學的認證，據聞目前獲得此一認證的大學僅有臺大、臺師大、成大與中山等等四校，至於其認證標準為何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根據嚴謹的定義，則EMI 教學須包含以下三個條件，其一為What——以英語教授專業學科（如自然科學、統計學、心理學），其二為How——以英語作為傳授知識的語言，其三為Where——必須在以英語為非母語的地區（如臺灣）施行。然而，一般來說目前臺灣各大學對於EMI課程的認知僅僅停留在講英語、使用英語教材等等地方，至於專業學科的認定則採取寬鬆的政策，在一切為「績效」的前提之下，所有的學科皆為專業，筆者確實也認為所有的學科均為專業，一如所有的大學學分均應為選修一般，但是，絕非在EMI的討論之下將所有的學科認定為專業，這是理念上的根本不同，筆者所主張的是education for education’s sake，目前臺灣各大學則採取education for budget’s sake，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
為何筆者認為EMI課程具備Not even wrong！的特性乃是基於以下幾點；
一、並非使用英語就能達到國際化的目的，語言即是一種霸權
即使同文也會在語言上發生霸權或是「霸凌」的現象，很多以英語作為母語的無知的外國人以為地球上的人類皆應該會講英語。此外，以他國語言作為抒發工具本身可能就是一種後殖民主義的展現。臺灣當局向來以美國馬首是瞻，認為通曉英語便是國力增強的展現，認為英語好的學生便有優勢，實則現在的大學生的英文理解能力普遍不佳，連作為母語的中文程度也相當令人堪慮，君不見在諸多的示威場合中，大學生們連抗議的文字都能寫錯，更別提當今的總統自承中文能力欠佳，甚至寫出自自冉冉的「絕句」，可笑的是他還曾經留學美國、非典型留學英國（關於其英國LSE博士論文真偽不辯自明——謠言止於智者但是止於不了智障，鎖在國安機密保險箱三十年的論文想也知道其真偽如何）。而且，臺灣當局在過分獨尊英語的情況下也沒有拿到任何好處。以臺灣的條件，根本難以操作全英授課的環境，刻舟求劍、緣木求魚，莫此為甚，適合臺灣的是以正體中文為號召，廣納海外留學生，再者以臺灣的經濟實力，不難提供獎學金給有志學習華語及真正中國字的海外留學生，澳洲前總理陸克文及捷克首都布拉格市長賀瑞普便是兩個明例。
二、各大學為了預算紛紛飲鴆止渴
各大學為了預算紛紛飲鴆止渴，要求教師以英語授課，但是即使該師曾經負笈海外以英語完成博士學位，也未必等同其英文程度足以應付EMI的需求，更別提土產的博士，此非輕蔑而是據實以告，勉強為之兩敗俱傷，一傷教師的教學倫理，二則斲傷了學生的受教權。以前者而言，英語能力可能僅是一般的老師卻必須事倍功半地備課，即使用盡全力最後也可能在教學評鑑上徹底失利——學生在難以理解該門課的情況下極其容易給出低分評價，至於所謂的教學評鑑或教師評鑑則屬於可證偽性（principle of falsifiability）的範疇，教學評鑑由學生評鑑老師，但是學生可能未曾出席該課程，教師評鑑以校方的立場主宰教師的權益，至於其標準卻未必客觀，舉例而言，產學研發案成立的多寡不是客觀標準。
EMI的籠罩下存活？因此早已聽說許多頂大所標榜的EMI課程只不過是以英文教材為基礎，實授仍以華語為語言工具。三十年前，EMI課程未曾出現，但是當時的許多大學課程以原文書作為基礎，反觀今日，能以原文書作為要求的案例已經不多。追根究底，EMI課程只是借牌上市的空殼公司，但是眼下的政府給了這家空殼公司超貸的特權。
三、莫名要求教師以全英作為手段，則傳道成為困難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莫名要求教師以全英作為手段，則傳道成為困難、授業充滿不確定性、解惑更可能付之闕如。或許有論者認為以英語作為國際化手段可以促使教學相長，但實際上前來臺灣註冊各大學國際學院或國際課程的海外留學生絕大多數並非以英語作為其母語，在雙方皆無法使用母語作為溝通的情況下，其教學效益可想而知。
四、各學門之間有著明顯的語言要求差異
例如就讀理工課程的語言要求與就讀文史哲藝課程的要求並不相同——儘管校方要求可能都是IELTS7.0，但是前者可能無需使用艱深的字彙，後者卻可能天天與拉丁及希臘字根為伍，這是邏輯要求的不同並非學生的天賦有太多差異。如今臺灣的EMI破天荒的打破紀錄，甚至出現以下荒謬的場景：
中文系全英文授課背離現實 雙語政策恐釀「三振出局」
2022-10-01 22:29 聯合報 ／ 記者許維寧 ／ 台北即時報導
配合2030雙語政策，高教近年力推雙語教學，重點培育大學之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近98％大學部科系均設有全英語課程（EMI）架構，本學期國文系亦開設二門全英語課程，但教授坦言修課人數並不佳，評估是不符合學生修課思維；也有學者認為，連中文系都在開全英語課程已是極端現象，大學「為EMI而EMI」卻可能減損學科知識，是重大錯誤。
為服膺雙語政策大學近年屢開設EMI課程，近期師大國文系、淡江中文系都在徵求具全英語授課能力教師。大學近日完成選課，師大國文開設二門全英語課程，但一名內部教師坦言，修課人數不太理想，老師也拜託研究生修讀，部分學生則是外籍交換生，最終選修人數約在十人上下。
EMI課程近年幾成頂大開課顯學，為何中文系學生反應冷淡？師大國文系教授徐國能分析，學生多抱持是來學習中文專業，EMI反而不符合修課思維；再者，國文系學生若是抱持想學英文的心態，選讀通識、找其他英文資源亦可，不一定要修讀一門本身已有難度的學科。
徐國能談到，現行EMI課程的困境在於，用英語教學便要降低學科專業要求、放慢速度，如此知識量可能變少，深度也會變淺；教師要降低要求或學生要加倍用功，現行狀況下都會是一種挑戰。
一名國立大學教授則感嘆，連中文系都強調EMI已是值得檢討的極端現象，EMI課程應是隨需求產生，如聘請國際學者客座，其開設課程自然採全英語；又或者部分課程以英語授課較能銜接國際專業，也自然會使用EMI。但大學為了配合國家政策、符合績效形同「為EMI而EMI」，不見通盤規劃也可能減損學科知識，是重大錯誤。
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亦推出專書檢討雙語政策。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廖咸浩表示，雙語政策連英文系教授都反彈，非英語科系或為母語出身者卻使用英文授課，學生不僅英語不會進步，連學科都可能學不好。
師大英語系退休教授周中天也表示，英語不是台灣社會的自然語言，免強為之只是緣木求魚。過去擔心雙語政策導致兩敗俱傷，如今更擔心本國語言、學科、英語都無法學好淪為三振出局。
五、英語不是學界或是「各界」的唯一共同語言
承上，部分學科本身便具有以英語為導向的可能性，但是英語不是學界或是「各界」的唯一共同語言，如果你討論的是馬克思哲學，德語才是正宗，如果研討會是探究紅樓夢的紅學，那麼mandarin（國語）才是溝通工具，如果要求所有的科系均開設EMI課程，其結果可能是校方為了達到教育部的標準而聘用外國老師，學界部分人士甚至認為EMI課程是專為老美到臺灣找工作所設計的，然而回歸市場機制，這類由外籍師資所開設的課程在先天上便有極高的風險——如果課程本身與英語或是以英語為導向相關並無衝突，但是，目前的發展是各校為了搶食國家預算而將EMI課程無限擴張，這似乎也應驗了電影海角七號中的對話：
鎮長：「現在時代進步了，要有國際觀念，現在要有這個地球村的觀念。」洪國榮：「什麼地球村？啊？你們外地人來我這開飯店、作經理，土地也要BOT，山也BOT，連海也要給我BOT！為什麼這麼美的一片海，被飯店圍起來？」
臺灣目僅有一家教育部大學，教育部用預算作為蘿蔔，至於山海美景，純粹與他們無關。
六、學習外語是文化層次的問題
但偏偏臺灣當局從古自今以考試作為驗證的參數，試想，臭豆腐、fish and chips、法國菜如何透過言語表達？臺灣不以英語作為母語，即使完美打造語言環境，也不能複製文化氛圍，看看新加坡便知真實的情景為何，新加坡之所以採用英語為官方語言主要是根植於李光耀的菁英思維，在余秋雨所著《文化苦旅》一書的「華語情節」文章中曾描寫過新加坡的語言政策：
就拿新加坡來說，一代政治家急切地要把這個以華人為主的年輕國家快速推入現代國際市場，就必然要強悍地改換一套思維方式和節奏方式，那麼，沒有比改換一種語言氛圍更能透徹有效地達到這個目的的了，因為語言連帶著一個整體性的文化——心理基座，把基座「移植」過來，其它一切也就可以順水推舟了。當然也可以不這樣做，但這樣做的效果卻顯而易見。整個國家是這樣，每個家庭也是這樣。年幼的孩子如果學好英語，中學畢業後可以直接投考歐美各國的名牌大學，即使不讀大學也能比較順利地進入這個國際商市的大多數公司企業。至少在目前，華語水平確實不是新加坡青年謀職的必需條件，而要學好華語耗費的時間和精力卻遠超英語。
以臺灣而言，由於108課綱的強推，臺灣中學生的國學造詣已經到了令人堪憂的地步，加上現在Not even wrong！的雙語政策除了令學生無法理解莎士比亞之美，連詩經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意境根本也難以體會，如此雙輸局面難道是有志者樂見的？在大學EMI課程中可以準確傳達「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意境？
七、學習外語不一定是萬靈丹
以去年的註冊率來看，臺灣唯一一家以外語為名的大學，其註冊率竟然跌至7成，姑且不論該校的治校成績如何，不以學習外語作為專業的高中職畢業生已經佔絕大多數。又由於AI科技的進步，儘管人類之間的轉譯不可能被取代，但是當人工智慧可以勝任七成以上的轉譯工作，學習外語的動機便會自然的往下降。換言之，與其強力吹噓「2030 雙語國家政策」及EMI課程這類文青式不著邊際的海市蜃樓，還不如利用自身的科技實力發展圖靈[1]般的版圖。韓國瑜當選高雄市市長時曾提出選送優秀大專學生至海外公費就讀的政策，當時確實有50位高雄地區的大專學生雀屏中選，只不過隨著韓國瑜的政息人走，此一政策早已遭到擱置。在英國的大學中，就讀外語科系的學生其最後一年按規定必須至該語言國家就讀，在英國並沒有所謂的FMI或SMI或IMI或PMI或JMI課程。再看看日本的失敗案例，當時日本政府以優渥的薪資吸引外籍英語教師至日本授課，授課對象是中學老師及學生，如果此計有效，日本早該成為亞太地區的英語強權，沒想到後來的臺灣當局竟然係如法炮製一番，其結果也是眾所週知。現在，有三分之一的日本大學在其大學部的課程中提供EMI課程，但是選修的本國生人數卻只有學生人數中的十分之一，可見其成效甚微。
八、社經地位稍好的家庭早將英語學習設為其小孩表現是否良窳的基礎
過去教育是弭平社會階級的有效機制，君不見阿扁以甲級貧戶的身份鯉躍龍門成為一國的總統，如果在阿扁苦讀的年代便出現了EMI課程，阿扁能否越過龍門的門檻誠屬未定之天。社經地位稍好的家庭早將英語學習設為其小孩表現是否良窳的基礎，然而我們有太多悲戚的偏鄉教育地區，他們所需要的絕非雙語政策，那些偏鄉出身的大學生也不需要什麼EMI課程，與其提供EMI課程，不如提供優厚的獎學金讓他們渡海體驗文化層次的語言學習環境。
耗費鉅資操作EMI課程，不如向清末的廣方言館及同文館政策看齊，事倍功半與事半功倍僅在一字之差，可憐的是當前的政府流行假戲真做，但是對於真戲卻又不做。我們若以犬儒式的說法來定義EMI，則English Made Idiots應該可以被成立。
＊作者為寫實的社會觀察員。
[1] Alan Mathison Turing (1912－1954）是英國數學家、譯碼學家、理論生物學家，被譽為人工智慧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