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我從工作了3年的新加坡國大轉到了香港理工大學工作，對於社會學家來說，生活就是研究，工作也是研究，在新加坡的三年，通過課堂與學生的互動，工作時與同事的互動，我從對新加坡社會的陌生人，逐漸掌握了這個社會運作的一些邏輯，並且能夠與之前生活的其他社會比較。2019年因為工作轉換的關係，陸續來了香港幾次，恰巧遇上了幾次的學生暴動，青年學生一向是各個社會中社會運動的組成要素，現代的大學制度，提供了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四年大致上不需擔憂生活中柴米油鹽的瑣事空檔，種種制度上與非制度上的因素使得大學生是天然的不滿者，人不輕狂枉少年。我們要注意的是什麼讓青年學生從不滿上升為憤恨甚至是對既有體制的絕望，從比較的角度來看，新加坡和香港最大的差別就是住房以及解決住房問題之後帶來的安全感。
眾所皆知，香港的房價之高，以及房屋問題之重，可以說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任何社會問題都不能抽象的與產生它的社會脈絡切開來看，香港的住房問題與香港歷史上的殖民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以及在回歸後弱政府和在舊社會成長起來的資本家領導的強勢社會之間博弈的結果，關於此一體制的成型超出這篇短文的範圍，然而它的後果我們可以透過經驗觀察直觀的把握，只要是來過香港的人，一定都見過這樣的景象，香港任何地鐵站出口的商店街佔據第一排黃金店面的都是房地產中介商，18年當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景象時，內心十分震撼，原本以為只是單一地鐵站的例外，搬過來後發現這並不是個案，房地產中介市場是香港最發達的經濟活動。
除了地產中介外，香港的電視節目充滿了大量以買房看房為主題的節目，新聞也總是報導那位名人又在那買了多少錢的房子。房屋市場的發達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城市與經濟發達之間自然有密切的關係，然而此一關係並不是簡單的線性正向關係，很大程度上香港作為金融地產城市是被打造出來的，而其社會後果就是因為窮其一生之力都買不了房而產生絕望感的香港年輕人。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的統計，除去專門職業如醫生或律師，香港一般大學畢業生的平均月工資大約在港幣18000-25000間（大約是7-10萬台幣）,年薪差不多是25萬港幣。然而香港的平均房價（不考慮大小），根據最新的數據已經超過一千萬港幣，也就是一個大學畢業生年薪的20倍以上，長期佔據世界第一，即使我們假設畢業後工資會如預期的逐年上漲，但工資上漲的速度跟不上房價和物價成長的速度的話，買房依舊無比艱辛，更不要提如果中間發生任何意外，都會從向上流動的階梯上掉隊。如果買房對大學畢業的精英都是如此痛苦的事情，就更不用提對其他階層來說，擁有一個安身立命的房子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夢想，雖然香港特區政府計劃提高公屋比例，但在實踐上，公屋的供給量從沒有達到政策預定的目標，許多人排了許多年依舊等不到房子。 （相關報導： 謝錦芳專欄：升息風暴下的房市 ｜ 更多文章 ）
在這樣的環境下，不需要什麼深奧的理論我們也能理解民眾的自然反應，對於上了年紀的人來說，或許已對買房絕望了，然而對於剛入大學，對於人生和未來還充滿盼望的年輕學生而言，他們無法辯證地去理解香港房產資本主義體制的形成，他們只能像歷史上諸多學生運動一樣，抱持著素樸的理想主義，認為只要個人自由了，他們也就從這個腳鐐中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