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一位曾在大隊部發病、發狂被眾人制伏送醫的憂鬱症下士，退伍前找我聊天；他身形高瘦，臉比一般人長些，眼神有些深邃。聊著聊著，他居然談起了白先勇的《台北人》，說，他深深著迷於小說裡寫的那種，一群人沉緬在過往之中，慢慢自毀、慢慢腐爛的氛圍，他好想和那些人待在一起。我肅然大驚，一是想不到他也看文學小說（雖然《台北人》是名著，但這時代會讀這些書的人已經愈來愈少了，而他也不是文科生），二是他竟讀得如此之深，還起了靈魂共鳴，然而這共鳴卻是想和那些祖輩一起沉緬、沉淪。這是個怎樣的心靈！我不知道這和他病症的關係有多大，但這樣善感的人，在部隊裡肯定要想很多有的沒的吧。
我也慶幸，慶幸自己也讀過《台北人》，可以真的跟他交流，不只是聽，也不會一概把那些無助於社會化、體制化的思緒貶稱作「有的沒的」。我和他也沒有聊過幾次，但他就這麼在現代文學上給了我啟發與見證，而我想我在他的低谷中，也有稍稍接住個一下子。雖然幫不了更多，但我們通常也不能奢求更多。
這也可以算是一種成長與增益吧，然而和部隊講究的執行力、戰鬥力有什麼關係呢？硬要扯的話，可以說，我們組成的社會，容許這些「適應不良」的聲音出現，而且能夠發自內心地理解、尊重，所以值得保衛。這種論調，想也知道是很容易被現實粉碎的，然而現實也就是許許多多不合規格、形形色色大病小患的曾經的少年，一梯梯、一屆屆勉強著彼此撐出來的。「一切都是假的，退伍才是真的」，達到真實以後，回憶以往的一切，又有什麼意義與價值好找？〈少年〉的答案是「不想再問」，而我想，成長的況味，也就在這裡面了。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碩士，香港浸會大學人文與創作系博士，畫過漫畫，會寫歌詞；2013年創辦同人社團「恆萃工坊」，出版《易經紙牌》、《東方文化學刊》、《金光布袋戲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