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羅斯福下令史迪威盡一切可能除掉蔣介石。史氏著手部署一個刺蔣祕密計畫，可確定的是此計畫從未執行。但一九四四年九月，羅斯福蠻橫地羞辱蔣，要求蔣將「所有部隊的一切指揮權」授予史迪威將軍。蔣認為這比刺殺他自己還要更糟糕。「這不只是對我本人的一個侮辱，而且也是一宗對我國家的侵略行動」，他在羅斯福給他的電報空白處這樣寫著，並且幾天後公開指控美國是「一種新的帝國主義」
許多在中國工作且享有聲譽的記者，故意散布有關蔣及其政權的負面資訊，相當程度地影響了美國的領導階層，也同樣大大地影響了整體美國人。在對抗德國極權主義與日本軍國主義時，這些記者中許多人都傾向於美國普遍的自由主義甚或左翼觀點。白修德（Theodore White）、愛金生（Justin Brooks Atkinson）、史諾（Edgar Snow）、畢恩來（T. A. Bisson）、貝爾登（Jack Belden）、厄特利（Freda Utley）、維安特（Thoban Wiant）、艾爾索普（Joseph Alsop）、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等人的反蔣出版品，及其他有關蔣介石政權的無能和貪腐、中國民眾可怕的生活狀況，尤其給人強烈的印象。美國大眾熱衷於閱讀伊羅生（Harold R. Isaacs）及馬爾羅（André Malraux）的反蔣介石書籍。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首頁刊載的一則愛金生的文字，震撼了美國大眾。該文首次揭發了「一直熱切地在中國打擊日本人」的史迪威，與一個「越來越不孚人望的」獨裁者蔣介石之間的衝突，後者所領導的，是「一個垂死的反民主政權，它所關心的是維護自己政治的優勢，而非把日本人逐出中國」。愛金生聲稱，這個政權是「反智的、冷血專制的……官僚主義、低效與貪腐」。這主要是愛金生從史迪威本人得到的第一手資料，而當時史迪威是在蔣的明確要求下，被羅斯福從中國召回的。蔣介石的朋友路思義（Henry Luce）所出版的《生活》（Life）與《時代》（Time）雜誌，以及在美國的親國民黨中國遊說團，試圖扭轉此一蔣的負面特質逆流，但徒勞無功。
一直到冷戰開始，以及一九四六年共產黨及國民黨在中國的最終內戰展開，一般大眾對蔣介石的態度才開始轉變。蘇聯與毛澤東構成的威脅，讓許多美國人視蔣為全球對抗一個老敵人—世界共產主義的盟友。然而，轉變只是一時的。一旦蔣在新戰役開始失敗，美國民眾又恢復他那「魯蛇」與「貪腐獨裁者」的負面形象。此一態度因某些文獻報導而強化，特別是反蔣介石的《史迪威報告》（Stilwell Papers，一九四八）、所謂的《中國白皮書》（China White Paper，大量美國國務院的文獻集結，一九四九），以及美國戰時新聞辦公室（ U.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官員佩克（Graham Peck）的暢銷回憶錄（一九五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