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月，位於山東半島沿岸的中國北方城市青島，陷入一片恐慌。人人都相信駐紮在鄰近膠州灣的美國軍艦會離開，而之後，整個城市一定會落入共產黨手中。中國內戰正熾，過去兩年裡，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所領導的人民解放軍（PLA）起而造反，一再擊潰蔣介石的政府軍。大家都害怕共產黨會大開殺戒，甚至比謠傳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山東省幾個城市發生的還要血腥。當時單單威海衛一地，共黨即屠殺了好幾千名無武裝平民。
儘管美國海軍上岸後，對待地方百姓的舉止並不總是得當，但人們還是把所有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在他們出現的四年裡，地方當局收到無數對他們作為的投訴。但現在人們認為美國海軍會介入中國內部的衝突，來阻擋共產黨。然而，儘管再一次根據謠傳，蔣介石本人在五月三日悄悄飛抵青島，說服美國不要放棄中國，但那時勢態已很明顯，美國人正要離開。據信他只能得到美國承諾再多停留五天，好讓他能順利地撤離駐軍。居民們蜂擁出城，激動的群眾包圍客輪。
然而，有關蔣介石抵達青島，以及美國海軍在五天內離開，此一傳言是假的。蔣五月初並沒有飛抵青島，也沒有和美軍艦隊指揮官磋商。他不需要如此。美國本身已請求中國政府盡可能留在青島，甚至承諾幫忙防禦，然而這並非他們意在攻打中國共產黨。他們早就決定離開青島，但需要時間撤離他們的海軍基地，這是他們希望蔣把部隊留在青島的唯一理由。
蔣介石早就意識到他不能指望美國的軍事支援，所以早在一九四九年初，他就開始準備將部隊從青島重新部署到南京和上海地區。至於美國人，他決定在國民黨部隊完成撤離前三天才通知他們。他對美國人感到憤怒，無法信任他們。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記中寫道：「美國政府之猶豫無能，殊令人可痛又可笑，彼陸軍部長…反又要求我軍之堅守不撤，表示其積極暗助，誰其信之。」
五月四日，蔣介石與保衛青島的二十一軍司令員劉安琪將軍討論了有關情況，堅持要盡快撤軍。「我軍應早撤退，勿為美國所延誤也。」他煩躁地說。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美國軍艦離開膠州灣，六月二日，國民黨駐軍撤離。9青島當天淪陷。
一週前，共產黨攫取了中國最大的都會上海。中國首都南京已經落入他們掌中一個月了。人民解放軍像一股巨流朝南而下，內戰無情地接近尾聲。蔣介石的軍隊正在分崩離析，許多最親密的夥伴，包括他自己的幾個家族成員，都流亡國外。他的主要盟友美利堅合眾國，雖然在內戰之前與內戰期間，曾支援他數十億美元，現在也任由他讓命運擺布。
不用說，該為戰事失利負責的，是蔣介石和他的政府與將領們。不過他的潰敗也標示著，一直以來極為矛盾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一方面美國提供給蔣政權鉅額的財務與軍事支援，但另一方面，他們也犯下許多嚴重的錯誤，讓情勢更為惡化。
一九四五年二月在雅爾答會議上，美國總統羅斯福為取得史達林答應加入對日作戰，而實際上等於是把中國東北賣給了蘇聯的這個行為，早就注定了中國的失落。再者，他是背著蔣介石這麼做的。如果蘇聯沒有佔領東北，並在關鍵時刻沒能給中共提供關鍵的支援，中共可能打敗蔣介石嗎？我們無法確定這個答案，但我們確實知道，這個地區在中共攫取中國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確實是中共得勝的關鍵要素，一九四五年七月，在波茨坦會議上，確定了雅爾達協議的杜魯門總統，在一九四六年初承認了這個錯誤，坦言他的政府「後來發現在對日作戰上，並不需要蘇聯，並且蘇聯此後成為我們的頭痛問題。」
相信羅斯福一定也對他在雅爾達的行事感到後悔。
關於美國在中國內戰（一九四六─一九四九）上犯下的主要錯誤，是其對全球民主化理念的執著。全世界遍布「健全的民主」，是杜魯門圍堵蘇聯的終極目標。但在中國內戰前夕與內戰期間推動此一理念，杜魯門與馬歇爾卻不經意地落人史達林與中共的圈套，後者藉著毛澤東誘人的「新民主」概念，指稱國不需要爭取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要爭取自由民主革命，他們以此欺騙了包括許多中國自由主義者在內的全世界，然而美國的領導者們，從未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他們反而把失去中國一事，只怪罪到蔣及其貪腐政權上。
事實上，儘管美國對蔣政權投以大量支援，但美國政府和輿論對蔣介石持負面看法已有一段時間了。早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他即被視為「三流戰士」和「腐敗獨裁者」，寄生於盟友的軍事援助下。蔣本身要為此負部分責任，因為他確實一直在勒索羅斯福總統，威脅美國增加軍事援助，否則將放棄抗日。當時中國軍隊在前線的災難性挫敗，對國家的形象並沒有加分，特別在一九四四年，日本拿下河南、湖南、福建和廣西等省省會、其他的一百四十六個城市和超過七萬七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包括向自由中國提供糧食最重要的一些農業區。蔣介石那雄心勃勃的妻子宋美齡，連同她的外甥及外甥女，曾於一九四三年二月赴白宮作客，也給羅斯福總統留下負面的印象，正如幾個月後的十一月，他與蔣本人在開羅的幾次個人親晤一樣。羅斯福不喜歡中國第一夫人，也不喜歡他視為卑鄙的蔣介石。
羅斯福及其親信對蔣介石的看法，也受到駐華大使高思（Clarence E. Gauss） 和其他一些瞧不起蔣的在華外交官及戰略情報局（OSS）機密報告的影響。另外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的密友、蔣的盟軍參謀長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根本就是痛恨蔣。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羅斯福下令史迪威盡一切可能除掉蔣介石。史氏著手部署一個刺蔣祕密計畫，可確定的是此計畫從未執行。但一九四四年九月，羅斯福蠻橫地羞辱蔣，要求蔣將「所有部隊的一切指揮權」授予史迪威將軍。蔣認為這比刺殺他自己還要更糟糕。「這不只是對我本人的一個侮辱，而且也是一宗對我國家的侵略行動」，他在羅斯福給他的電報空白處這樣寫著，並且幾天後公開指控美國是「一種新的帝國主義」
許多在中國工作且享有聲譽的記者，故意散布有關蔣及其政權的負面資訊，相當程度地影響了美國的領導階層，也同樣大大地影響了整體美國人。在對抗德國極權主義與日本軍國主義時，這些記者中許多人都傾向於美國普遍的自由主義甚或左翼觀點。白修德（Theodore White）、愛金生（Justin Brooks Atkinson）、史諾（Edgar Snow）、畢恩來（T. A. Bisson）、貝爾登（Jack Belden）、厄特利（Freda Utley）、維安特（Thoban Wiant）、艾爾索普（Joseph Alsop）、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等人的反蔣出版品，及其他有關蔣介石政權的無能和貪腐、中國民眾可怕的生活狀況，尤其給人強烈的印象。美國大眾熱衷於閱讀伊羅生（Harold R. Isaacs）及馬爾羅（André Malraux）的反蔣介石書籍。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首頁刊載的一則愛金生的文字，震撼了美國大眾。該文首次揭發了「一直熱切地在中國打擊日本人」的史迪威，與一個「越來越不孚人望的」獨裁者蔣介石之間的衝突，後者所領導的，是「一個垂死的反民主政權，它所關心的是維護自己政治的優勢，而非把日本人逐出中國」。愛金生聲稱，這個政權是「反智的、冷血專制的……官僚主義、低效與貪腐」。這主要是愛金生從史迪威本人得到的第一手資料，而當時史迪威是在蔣的明確要求下，被羅斯福從中國召回的。蔣介石的朋友路思義（Henry Luce）所出版的《生活》（Life）與《時代》（Time）雜誌，以及在美國的親國民黨中國遊說團，試圖扭轉此一蔣的負面特質逆流，但徒勞無功。
一直到冷戰開始，以及一九四六年共產黨及國民黨在中國的最終內戰展開，一般大眾對蔣介石的態度才開始轉變。蘇聯與毛澤東構成的威脅，讓許多美國人視蔣為全球對抗一個老敵人—世界共產主義的盟友。然而，轉變只是一時的。一旦蔣在新戰役開始失敗，美國民眾又恢復他那「魯蛇」與「貪腐獨裁者」的負面形象。此一態度因某些文獻報導而強化，特別是反蔣介石的《史迪威報告》（Stilwell Papers，一九四八）、所謂的《中國白皮書》（China White Paper，大量美國國務院的文獻集結，一九四九），以及美國戰時新聞辦公室（ U.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官員佩克（Graham Peck）的暢銷回憶錄（一九五〇）。
特使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到中國執行任務（一九四五年末至一九四七年初）失敗之後，杜魯門與他的政府，也對蔣及其政權失去了信任。馬歇爾一行旨在防止中國內戰，協助蔣介石統一國家並加以民主化。馬歇爾任務失敗之後，一九四七年春天，雖然共和黨掌控的國會施加壓力，杜魯門還是持續提供金援，但卻從華北撤出了大部分的美軍。美國海軍陸戰隊從青島附近的膠州灣撤離，標誌著美國離開中國的最後一步。
對蔣介石委員長的負面描繪，變成西方歷史學上的一個因襲主題。一九七〇年代初，著名的美國學者易勞逸（Lloyd Eastman）甚至把蔣貼上「法西斯主義者」的標籤，此一標籤反映在大學教科書中。大多數蔣的傳記作者，都對他抱持此一負面觀點，包括二〇〇三年出版巨著的英國記者范比（Jonathan Fenby）。然而，與此同時，二〇〇〇年代初，傳統上對蔣的負面觀感開始消退。在范比出版其大作的同一年，英國史學家方德萬（Hans J. van de Ven）在其《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一九二五—一九四五）》（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1925-1945）一書，質疑他所謂的「史迪威—白修德典範」（Stilwell-White Paradigm），說明蔣介石並非一個「無能的」軍事領袖，並且反過來批評盟軍在東亞與東南亞的戰略。
保存在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的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三、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一的蔣介石個人日記，於二〇〇六年三月底解密，為重新評價蔣介石奠下基礎。之後在二〇〇七年四月，蔣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五的日記公開了，到二〇〇八年七月，一般大眾可以接觸到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五的日記。最後剩下的一九五六至一九七二的日記在二〇〇九年七月也解密了。
這套涵蓋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三、一九二五至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的日記，是由蔣的長子蔣經國的媳婦蔣方智怡，透過加拿大轉交給胡佛研究所檔案室的。她是從她亡夫、蔣經國的最小兒子蔣孝勇那裡繼承過來，而後者同樣是從他父親那兒繼承過來的。擔心這些日記會落入二〇〇〇年臺灣執政的反蔣的民進黨（DPP）手中，蔣方女士決定把它們保存在胡佛研究所檔案館五十年，或直到在中國找到一個永久的保存地為止。
二〇〇九年，美國國務院前中國事務官員陶涵（Jay Taylor），基於以上日記及許多其他文件，在他的《委員長：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Modern China）一書，繼續扭轉對蔣的負面看法。然而，在試圖翻轉幾乎所有之前學者們加諸於蔣的批評上，他有點過火了。再者，陶涵也無法充分接觸到獨一無二的、浩繁的俄羅斯文獻檔案，因此他無從正確地認識到，在中國與蔣介石於中國大陸的起落上，史達林與蘇聯所扮演的巨大而重要的角色。
我們應如何為蔣介石製作出一張資產負債表呢？答案很難是單一向度的。一方面，他確實是一個背信又狡獪的統治者，他渴望全盤掌控大權，也必須為一百五十萬民眾的死亡負責；另一方面，他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一個解放中國民族的鬥士、一個愛國者、一個二十世紀的政治與軍事領袖人物、一個共和新中國的建築師、一個二戰的英雄、一個反希特勒聯盟國家的忠實盟友。他同時是一個基督徒與儒家的信奉者，也夢想著普遍的平等。
此外，不像史達林與毛澤東等上個世紀的許多冷血統治者，在他生命的晚期（一九四九—一九七五），他能從過去的悲劇性錯誤中，得出一個結論，在內戰吞敗後，基於民生主義與社會公義，最終把小島臺灣—即使和中國大陸比起來是小小的—轉變為一個繁榮富庶之地。沒錯，他採取的是威權手段，但除此之外又能如何克服中國人民世代的落後呢？能有一個從集權到民主的不流血路途嗎？
要克服刻板印象總是困難的，就蔣介石來說更是特別不容易。他的身影太矛盾、太多面了，部分人認為蔣是一個狂熱的反動分子，甚至是一個法西斯；其他人相信他是一個進步分子；更有其他一些人視他為新儒家主義者；也有人視他為基進革命家。有些人看待他是一個烏托邦主義者；其他人看他是一個務實主義者。在現代中國歷史上，對於和他主要對手毛澤東一樣極為重要的這個歷史人物，甚至連中共史學家的觀點也不一致。
在許多文獻檔案解密，並揭露了有關蔣介石的生活、活動、與親友及敵人的關係後，現在對蔣介石現象的解釋才有了可能。除了胡佛研究所檔案室外，這些檔案也收藏在臺灣國史館、國民黨中央黨部黨史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俄羅斯社會與政治歷史檔案館（RGASPI，蘇聯前共黨中央委員會馬克思—列寧研究所中央黨部檔案室）、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檔案館（AVPR）、俄羅斯當代歷史國家檔案館（RGANI，前蘇共中央委員會檔案館）、美國國家檔案館、美國中央情報局閱覽室、哥倫比亞大學檔案室、歐伯林學院（Oberlin College）檔案館、柏克萊加州大學班克羅夫特圖書館（Bancroft Library）區域口述歷史辦公室，以及羅斯福、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詹森與尼克森等總統的圖書館與博物館。其中部分資料都在最近出版了。
在這些檔案文獻中，蔣介石的日記依然占有特殊的位置。除了保存於胡佛研究所檔案室並為我所用的原版外，日記的一部分（從一九一九至一九三〇及一九三四）也由蔣的祕書毛思成備份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但是外人、尤其是外國學者是無法接觸到的，只有極少數一群中國史學家能有特權取閱，此外，日記影本也保存在臺灣國史館以及臺北國民黨中央黨部黨史館，日記的數位檔也在中國學者間自由流傳。
我也從俄國檔案中具重大意義的資料中汲取了大量的材料，包括獨特的兩冊蔣介石個人檔案，還有他最後一任妻子宋美齡、他的兒子、他的親戚、他的夥伴與對手的個人檔案。同樣重要的是無數俄國外交文件。這些檔案資料，讓我們對蔣在一九二〇年代中期掌權、這期間以及他之後的政治生涯及整個中國革命運動中，蘇聯與共產國際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了新的視角。還有無數收藏在臺灣國史館的蔣介石與其子蔣經國的檔案資料。此一蔣介石傳記，主要正是從這些獨特的資料中整理出來的。
我希望本書能幫助讀者，在理解現代中國與二十世紀世界歷史上，為蔣介石找到適切而客觀的地位。
＊作者為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首都大學（Capital University）歷史學教授、愛德華與瑪麗．凱薩琳．吉賀德人文學講座（Edward and Mary Catherine Gerhold Chairin the Humanities）教授。本文選自《蔣介石：失敗的勝利者》（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