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於近日舉辦第十三任校長交接典禮，校長管中閔卸任，由工學院長陳文章接任新任校長，有網紅指他是國民黨二○二四總統選戰的最佳人選，他則以台語笑回：「我沒這款『卡稱』（指屁股）啦！」，管也引用袁世凱次子袁克文的詩詞「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表示已無更上一層樓的想法，而管中閔也多次指出，這四年的校務經驗，讓他知道「離真正的大學自治尚遠」，沒有真正的大學自治，台大和其他大學就難以脫胎換骨、充分發展。接下來卸任後，也會持續關注這項議題，更提及2018年卡管案是有心人士在背後操弄，才從單純的校園事件，變成長達一年的政治事件。自己在當時，被「行政」、「立法」、「司法」與「監察」輪流圍毆將近一年，若第五權也加入自己可能已經被打死，他提及當年鋪天蓋地的政治攻擊，自己是一個倖存者而已，能倖存一次，不代表能倖存第二次。並不斷倡議學術需要獨立於政治力之外的主張，大學校長任命屬於大學自治的範圍，大學自治屬於大學治理的領域，屬於教育邏輯，筆者認為治理大學的邏輯不可讓政治邏輯壓制教育邏輯，故為文提供給台灣的大學治理者做一參考，並論述如下。
一、政治邏輯逐漸壓制教育邏輯
學者Neave與Van Vught在1994年認為政府領導高等教育中有兩個主要傳統：國家控制的模式（干預的國家的模式）和國家監督的模式（促進的國家的模式）。國家控制的模式是把高等教育看做一項同政府性質的事業，政府企圖控制高等教育系統的動力的一切方面，如入學機會、課程學位要求、考試制度、聘任和報酬等。但這個控制模式並不承認高等教育具有鬆散結合和多元的性質。另一方面，國家監督模式說明國家所施加的影響是較小的，很多有關諸如課程、學位、人員招募和財政的基本決策都留給院校本身治理。國家僅提出高等教育運作的範圍，有關使命和目標的基本決策，是授予系統及其各院校的職權。
顯而易見，在大學治理的過程，國家權力的出現，也就是政治邏輯的影響，本身依據國內實施的政體決定介入大學治理的強度，近年來，歐美國家政府因市場化下要求更高的績效政策，導致了教育行政官員必須透過權力和法律修改來處理學生人數增多、機會均等、責任制和學生培養等議題，目標是能有效分配資金、制定統一的標準、檢查執行的情況，且有實施各項有關大學治理與高教發展的公共政策。由上現象可知，代表了國家權力背後的政治邏輯，已壓制原先的教育邏輯，逐漸控制了大學治理的邏輯。 （相關報導： 管中閔是藍營2024最佳解？他揭賴柯不能及之處：至少比「齁齁揍逮幾」好看 ｜ 更多文章 ）
二、教育邏輯和政治邏輯的拔河
在大學治理中政治邏輯是國家政治力量的運作，學者Clark在1983年在討論高等教育系統時，區別了國家、市場和學術寡頭權力，做為決定高等教育系統的三種勢力。他把這種勢力合成一個圖形稱為協調三角形，政治邏輯便是國家力量運作的邏輯，而在西方大學發展史，可以從歷史看到歐洲大陸的國家開始有較多的權力掌控大學，是在使大學脫離宗教教會的控制干預後，另一學者Van Vught在1989年指出這種活動為：「政府按照制定的目標和使用由政府支配的工具，指導特定社會行動者的決定和行動。」，而研究者觀察與分析美、英、德、法等國的大學治理文獻發現，二十世紀以來，國家允許大學自治的空間，但政府也強調了責任制。上述的責任制指國家稅收資金的提供者，其要求政府對大學在各項表現負起責任的行動，正因如此，讓政府更積極地運用權力干涉大學內部運作，在歐洲大學治理方面，歐洲大學協會（EUA）在2020年對29個歐洲國家的大學自治進行評鑑。評鑑分為四個面向：機構自治、財務自治、人員自治、學術自治，綜上，可以看見大學自治空間在大學治理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