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治理中政治邏輯是國家政治力量的運作，學者Clark在1983年在討論高等教育系統時，區別了國家、市場和學術寡頭權力，做為決定高等教育系統的三種勢力。他把這種勢力合成一個圖形稱為協調三角形，政治邏輯便是國家力量運作的邏輯，而在西方大學發展史，可以從歷史看到歐洲大陸的國家開始有較多的權力掌控大學，是在使大學脫離宗教教會的控制干預後，另一學者Van Vught在1989年指出這種活動為：「政府按照制定的目標和使用由政府支配的工具，指導特定社會行動者的決定和行動。」，而研究者觀察與分析美、英、德、法等國的大學治理文獻發現，二十世紀以來，國家允許大學自治的空間，但政府也強調了責任制。上述的責任制指國家稅收資金的提供者，其要求政府對大學在各項表現負起責任的行動，正因如此，讓政府更積極地運用權力干涉大學內部運作，在歐洲大學治理方面，歐洲大學協會（EUA）在2020年對29個歐洲國家的大學自治進行評鑑。評鑑分為四個面向：機構自治、財務自治、人員自治、學術自治，綜上，可以看見大學自治空間在大學治理的重要性。
在美國大學治理方面，而美國的大學自治制度有其歷史傳統，它的核心結構是「法人－董事會制度結構」，聯邦教育分權體制和多權力中心的政治結構是其運行的政治基礎．而多元社會參與和市場機制為其提供運行的經濟基礎和動力，高等教育行業自律與行業自治是其自我的完善，內部分權與教師參與鞏固了其內在根據，以美國Stanford大學為例，大量的科研經費是由聯邦政府公款支付。然而，責任制和大學自治二者並不被認為是絕對二元對立。因許多高教先進的國家，是過賦予大學院校更多的自治權，給予大學學術自由、大學行政自主、大學教授治校等方式，去助力大學原先追求國家的政策目標和優先考慮的事項。
然而，國家政治力量與大學自治，二者關係雖非絕對的二元對立，但保持著一定程度緊張的拔河關係。例如國家政治力量與大學自治力量在某些高教政策上會出現拔河拉扯的現象，例如2020年美國川普政府運用國家政治力量，下令如果教學機構在當年秋天因為疫情，全部採用線上教學，外籍留學生就不得留在美國，但遭到長年在世界大學排名前三的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聯合提告，且近60所美國大學展現團結大學的力量，提交辯護摘要支持兩校的提告，後來哈佛大學勝訴讓川普政府的高教政策轉彎，撤銷禁令，讓國際學生能參與遠端課程，也能繼續留在美國，由上可見，在大學治理上，大學自治的教育邏輯影響力量不容小覷。
殷鑑不遠 勿合理化學術為政治服務造成大學專業性喪失
雖現今全球大學治理與高教政策已走向追求績效責任趨勢，大學自治的空間反而限縮，筆者認為，通過學術品質和績效指標的外部判斷，來進行評估院校成績的政策問題，可能對大學自治產生威脅。亦言之，在大學自治和政府力量施予更多的壓力之天秤兩端，目前往往是政治邏輯佔優勢，而非教育邏輯，但誠如2018年卡管案倖存者台大校長管中閔，其所呼籲「學術需要獨立於政治力」，因為如果大學治理完全服從政治邏輯，殷鑑不遠，2022年6月，中國獨裁領導者習近平要求中國大學與西方脫鉤，人民大學便立即退出世界大學排名的不智之舉，這便是大學失去專業獨立性，學術淪為政治服務的問題現象。
＊作者為政治工作者、教育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