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災害」與 「決策的民主化與科學化」
三年抗疫，讓許多人想起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那造成數千萬人死亡的有名的三年！事實上這種比較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盡管六十年過去，這兩個三年背後的邏輯是類似的--反科學，專斷的決策，意識形態與政治掛帥，官僚體制的僵化及不負責任，唯上是從，草菅人命。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文革後，在對文革的批判反思的浪潮中，中國朝野各界曾將「決策的民主化與科學化」作為一重大課題、努力的方向提出，1986年當時的人大委員長萬里還曾以此做過廣為人知的專題講話。而這種努力因1989 年「六四」鎮壓而嘎然而止。雖然九十年代後因中國的開放，與世界的接軌，經濟現代化所帶來的決策上「科學化」的壓力，且隨著文革後培養的官僚以及留學歸來的一批精英進入體制，中國官方在某些議題上進行理性決策上還是謹慎地有所推進，但意識形態的羈絆依然是這種理性決策進展的大障礙。
而近十年，隨習近平主政後全面向毛式治國方式的某種回歸，我們可以觀察到一種文革式的反智主義的做法、提法又重新開始浮現，佔據公共空間，如所謂用習近平思想指導某些自然科學研究等等。而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文革式的言必稱習近平思想也充斥各種文章著作，花費那麼多納稅人的錢的國家重大社科基金研究項目以習近平思想為研究主題的課題比比皆是。用李銳先生的話講，「文化水平那麼低」，「小學水平的」的習近平的思想，竟被官方宣稱之偉大不僅是要指引十四億中國人，且要引領世界的方向，--王毅宣稱習近平外交思想為五百年來之最 ，有點領了當初林彪吹噓毛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的真傳的味道，這些是不是讓人覺得荒誕至極。
或許我們不必以學歷來判斷一個人的水平，不過當過毛的秘書、學識閱歷都是極其豐富的百歲老人李銳先生所下的評語是「水平那麼低」，而習怎麼權位又會走到那麼高？這或許才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習近平的大權獨攬，不僅影響到學術與文化領域的正常發展，顯然也影響到中共政策決定機制的健康運作。 此次疫情防控，從爆發到三年來的防疫，用習近平自己向外界宣示的那樣，都是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像當年的毛一樣，他將抗疫當成一種展示自己的政治決斷力，判斷力，體現其英明的手段。在前期因中國的強勢封城取得一些成果後，更將其當作一種政治資源，符號來與西方抗衡，拿來做所謂中國模式的優越和東升西降的證明。但針對病毒的演變做合理的抗疫政策制定，是需要信息盡可能的完整，科學的態度，而不能意識形態掛帥，讓科學按照權力需要, 領袖的好惡來解釋事態的發展。而這，是需要一種民主的機制與相對寬松自由的氛圍才可能的。而中國當下有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