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倫觀點：抗疫、批評與決策 —再談「民主與科學」

新冠病毒海嘯般席卷中國大地。短短十數天內，幾億人感染病毒。醫院人滿為患，火葬場無法按時火化逝者。然而三年來，政府除了強制實行清零政策，又做過什麼相關預案，以減少人們在大流行的情況下的各種損失？這些難道不是中國政府該給中國人乃至全世界的一個解釋的嗎？

在政府放棄清零防疫措施後，中國遭受了疫情海嘯。大批民眾發燒，體痛，忍受折磨，也有迄今不知數量的患者去世。且不講普通民眾，即便是關於那些達官顯貴的患病及死亡者的數據我們也不知詳情。僅從各個著名學府、研究機構陸續披露出的學界幾十上百位著名學者、教授、院士這些醫療、生活條件相對良好人士的死亡狀況推論，中國因此次新冠大流行去世的人員絕不會是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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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嚴酷的「清零」政策到一夜間撒手不管，從一切要服從政府安排到強調從此個人管個人，自求多福，「自己是健康責任人」，……官方的立場左右搖擺，發布的信息前後矛盾，朝令夕改，南轅北轍，極大地喪失了信度，也帶來社會極大的混亂與損失。

這一切，將來的歷史會有怎樣的評價暫且不論，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由體制造成的信息流通與決策上的扭曲，治理觀念上的局限與謬誤，意識形態掛帥，權力考量至上，肯定是造成現在這種災難性局面的最重要的原因。或許，有人會立刻加以駁斥，稱筆者這種說法偏頗，是制度決定論，因為在各國如印度等先前也有些大規模感染的情況出現過。是的，是如此，不過也恰因此，才凸顯問題的荒誕與更加無法令人接受：在先前世界上這類大規模感染案例發生過的情況下，在中國民眾付出如此巨大的犧牲，經受三年嚴酷的隔離政策後，為什麼還要經歷這種慘烈的狀況？如果你用無法阻擋病毒傳播擴散，最終難免要出現這種局面來加以辯解，那麼中國比其他國家更嚴酷的長時間的隔離，付出那麼大的經濟、社會、心理上的代價的意義又何在？

作為號稱「世界工廠」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中國花費了如此巨大的資源去搞核酸、建方艙，難道是因缺資源而無法進行有效的防備？這些顯然是無法令人信服的！那麼為什麼不能事先盡量汲取他人的經驗教訓更好地做些準備，減少些損失呢？這本不是先前付出的隔離代價所應該能換取的嗎？三年來，政府除去強制實行清零政策，又做過什麼相關的預案，以減少人們在大流行的情況下的各種損失？這些難道不是中國政府該給中國人乃至全世界的一個解釋的嗎？

這裡，我們暫無法就暴露出的問題展開全面的討論，只就其中一些一般性的問題略作幾句討論，那就是面對這種大規模的疫情，公共衛生危機，政策的制定到底該不該受人們的檢驗。而如果人們有這種權利，那麼人們的批評是不是也是正當的，不應該被壓制的？之所以提及這個問題，是因為到今天為止，中國官方依然毫無反省，依舊宣稱自己「三年來的政策是正確」。那麼顯然所有的相關批評就都是錯誤的了。

公民是否有權利檢驗政府政策？

先說民眾對防疫政策的檢驗的權利合法性問題。說到底，對於一個現代政府來講，其所做的一切，皆應以公民的權利福祉為最高目的，政權本身沒有任何其他的超然的存在價值；中國官方也自己不斷宣稱抗疫上的所為是「人民第一，生命至上」。不過言下之意給人的印象好像是特意要與其他國家區隔，有那麼點別的的國家尤其是那些西方民主國家皆是不負責任的政府當道，不將人民放在第一位，不將人的生命置於最高政策標准之上的味道。就好像那些國家沒有選舉機制，沒有反對黨，也好像那些國家沒有非官方的媒體在那裡不斷地批評政府，那些國家沒有獨立的司法來起訴官員、政府，包括最高領導玩忽職守，草芥人命的罪行一樣……顯然，這是與現實不符的。至少在那些民主國家，如果政府不將人民第一，生命至上放到首位，大概是不會有機會呆在位置上的。

中國政府之所以這樣講，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想顯示其制度及領袖在抗疫問題上優越於美國。如果說川普在抗疫問題上有些荒腔走板之處，那川普下台敗選肯定是與此有關的。美國的防疫政策是不斷受到各方監督批評而不斷調整的。中國的這種宣傳則好像不斷在暗示說：只有中國這個沒有反對黨，領袖也沒有任期限制及追責制，沒有獨立司法，獨立媒體，成天有大批警察與工作人員刪帖的國家的政府、領導人、官員們才是真正為人民考慮的，所有作為才是最符合人民的利益的。這是不是有些自我標榜，過度自戀甚至有些沒有羞恥意識？讀者自己去判斷好了。

至於中國民眾到底對這種說辭有多少人相信，我們不得而知。即便是有一些人一邊哭喊找藥投醫無門，一邊回頭仍去感謝政府過去「照顧了人們三年」，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很多人的信息渠道是相對單一，光看新聞聯播描述的外界、西方，無法做真正的比較，當然以為中國是最好。就如朝鮮人民相信自己的國家在金正恩與勞動黨的領導下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一樣。不過，官方不斷宣傳的政府三年來「為民做主，照顧人民」等說法，實在是本末倒置：政府是靠人民的納稅錢養活的，照顧人民、服務人民本為其存在的理由，不照顧、不服務民眾就根本沒有其存在的必要。問題只在這種照顧、服務到底如何才應該成為判斷現代政府的標准；照顧、服務得好不好，事後會不會被追責，這才是問題關鍵。想當初即便是造成大躍進、文革等大規模餓死、殘害民眾的人權災難之際，北京政權也從沒有忘記標榜「為人民服務」的，我們總不能因其如此宣稱也說大躍進與文革那也是「為民做主，照顧人民」之舉吧？……

所以，關鍵還在於民眾到底有沒有能讓政府及其官員必須認真為其服務，如玩忽職守，恣意妄為釀成災難後有沒有追責等機制。這這一切歸到底，恐怕還是民眾要具有選擇權，選擇官員、政府以及檢驗其政策的權利。否則，那種所謂的「照顧民眾」會不會成為「照顧自己」，「照顧自己人'的托詞？即便是照顧，服務，也是按照自己的意願「照顧」、「服務」，想照顧，服務就照顧，服務；不照顧、服務就不照顧、服務，甚至是亂「照顧、服務」呢？這次「清零」那種硬性劃一，粗暴甚至是殘酷的非人道的措施，真的都是為了「照顧、服務」民眾？即便不是依據各種傳聞所揭示的觸目驚心的防疫利益鏈之黑暗，即便是按現在官方正式公布的一些很可能是冰山一角的信息來看，三年來防疫中的腐敗很可能就是巨大的。

這其實不奇怪，對這種沒有反對黨與自由媒體監督的體制，越是這種准戰爭狀態下的動員，越有利黑箱作業，腐敗橫行。而因迄今我們依然不清楚的原因，官方忽然間決定「不照顧、服務」了，徹底放棄其責任，讓患者自生自滅，所謂「自己成為健康責任者」，那政府有沒有明確一下它該盡的責任又是什麼？如此不負責任，人民要這政府又有何用？

其實，即便按現在中共官方的說法，人民也是有對政府的檢驗監督的權利的。但一如以往，在這次抗疫的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上，我們看不到任何人民有落實這種權利的事實。三年來的事實給我們展示的，是這種權利的闕如。官方不僅用行政命令，且利用「防疫法」等所謂的法律手段強行貫徹其意志，甚至屢屢暴力執法；中國民眾成為徹底的被動受動者，沒有絲毫的主動權；官方強力封城，封樓，封屋，不分緣由，民眾只能忍受；而官方一夜間大轉向，撒手不管，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不負該負的責任，人們承受其惡果也沒有絲毫的追責權利。所有政策的出台與改變，不管過程、後果如何，人們只能任由擺布，對情況一無所知，比如真實的死亡人數到底多少，皆為迷霧，看到的只是官方各種不斷偷梁換柱式地變換新冠死亡的定義，疾病名稱的把戲；官方時時號稱要抓謠言制造者，而自己發布的信息比如感染人數，死亡人數常為虛假，又有何臉面稱民間的說法為謠言、謊言？現代公民應有的對政府的檢驗與約束事實上歸零且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誰提出批評，批評什麼以及專家的角色

也是因此，社會的不滿高漲，各種批評層出，但在中國也依然得不到正常的表達途徑，不斷受到壓制。而即便是有些批評浮出，便立刻有那種胡錫進式的人物出面散布各種說法，替官方補鍋，辯護，也會有些人利用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提出各種說法反對批評的聲音。到底那些批評是來自誰的批評？批評了什麼？是否有理等等，其實並沒有做認真的梳理，結果讓一種偏頗的情緒籠罩，削弱我們的理性分析進步的能力。

如果我們整理一下那些批評，大體上自疫情爆發三年來，對中國政府抗疫上的批評主要是來自內外兩部分。就外部世界的批評來講，從疫情爆發前期迄今為止都沒有消失的一個批評就是中國的信息不透明的問題，這包括疫情的起源，也包括防控的措施的依據，相關數據的真實可靠性等等。因為這些不僅僅是一個普遍的人權問題，也牽涉到各國自身的防疫進展，他國是有權了解的，也是一些相關國際規定所要求的。此外就是認為中方對病毒溯源調查缺乏合作誠意。這些直到最近幾天的世衛組織的新聞發布會上，其負責人譚德賽還在呼籲中方就新冠源頭及現在發病的相關數據、狀況與世衛組織合作。

此外，這一年多的一些批評就是集中在防疫政策上一些非人道、非法治的粗暴措施上，以及針對奧秘克隆這種變異後感染性極強但重症率低的新變種，根本做不到清零的狀況下，官方不可思議地依舊采取反科學的強制清零政策。

這裡需要說明的一下是，三年抗疫中，事實上外界媒體也曾有過許多對中國抗疫及民眾的正面報導，外賣小哥上了「時代周刊」封面，第一輪封控後中國經濟迅速恢復等都曾受到相當多的肯定。

就中國民眾、社會各界對中國防疫的相關批評看大體也是如此，一些批評尤其集中在那些具體的嚴酷的毫無道理的封控措施造成的生活的艱困，經濟的巨大損失，所帶來的各種嚴重的自殺、心理疾病、因無法正常醫療導致死亡，誘發其他疾病等各種次生災難等現象，也包括生活、學習與經濟活動無法正常進行等等。

12月官方突然放開以來，社會的批評則圍繞在如下幾點：官方在實施讓人民付出如此巨大代價三年的所謂清零政策後，180度大轉猛然放開，不僅讓民眾毫無準備且作為各級政府也幾乎呈現出一種毫無準備的狀況，該負的責任不承擔。說辭前後矛盾，且不做任何解釋，無論出現怎樣的災難性場面都照舊強詞奪理，粉飾太平，推卸責任。號稱是「充分準備後的放開」。

就現代國家來講，這些批評本就是公民的權利，本就合理，要給政府唱贊歌才不是正常的現象。當下的批評與過去三年的批評既有連續性，也有不同，本不矛盾，人們既沒有籠統地反對封控，也沒有極端的拒絕解封。封城有不同的封法，封城的時機，--前期沒有疫苗與藥物，當然得封，全世界都封；但人們適當的自由活動的空間與時間，生活的基本權利與尊嚴是否應該得到保障與尊重，這才是值得討論的；解封是必要的，否則普通人與社會的經濟、心理能力都無法繼續承擔，但要循循漸進，在做好疫苗施打的普及，照顧好老弱病人、做好事先的通報的情況下科學、理性有控地解封，向社會大眾負責地解封，這些既是符合常識、科學，也是其他國家有過的經驗。其實說到底是人們渴望能有正常的生活，工作，享有基本的自由，希望政府能秉承其所宣稱的人民政府的宗旨，承擔其該承擔的責任。而用一種籠統的反對封控和主張解封來概括人們的想法、批評，事實上是混淆了我們上面提及這些問題，既不是人們的真實想法，更是有意無意在為政府的極端做法，施政過失尋找借口，如果我們不去猜度其動機，至少是覺得其反駁是混亂、不成立的。

談到防疫政策及相關的批評與反批評，就不得不提及三年來官方所借用的專家的角色問題。這裡，我們不去判斷網絡上傳播的關於各個著名專家如鐘南山、吳尊友等人的利益鏈問題，這些或許應該由官方按照國際慣例做出調查給出正式說明，如沒有類似問題，也好還當事人清白。但至少，中國的這些著名專家們這一兩年來翻來覆去的說法，恐怕不僅毀掉他們自身作為專家的公信力，且也嚴重地傷及其所代表的抗疫的正式機構的合法性。網上近日有報導，首都師範大學那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專家，在疫情如此肆虐的情況下，竟然在開題準備化八十萬元研究所謂「偉大的抗疫精神及其弘揚機制」！……中國的所謂專家們的信度崩塌性地潰敗，這對一個要走向現代的國家是極其危險的事情。也讓人想起大躍進時代一些所謂的科學家如錢學森等人為畝產萬斤論證之事，以及蘇聯歷史上那些服務於權力需要的科學家的相關論述帶來的笑話以及造成的種種災難。

中國專家們的潰爛這種現象顯然不始於今日，近些年隨政治上的專斷氛圍愈重，且伴隨經濟利益上的誘惑，學術界的腐敗愈演愈烈，且因「不准妄議」等鉗制人口、打壓言論空間的舉措日漸嚴酷，政界、學界阿諛奉承之風大盛，秉持良知敢言之士或入獄，或像高耀潔醫生那樣被迫流亡他國，或被壓制到沉默不語。連那位其實並沒有說什麼大不了的出格話，做點「實話實說」節目的小崔崔永元也沒處去「實話實說」了。央視等官方媒體上多是些不斷被證偽的已淪為笑柄的「專家」在縱論天下，已成為人譏諷、咒罵對象的胡錫進，金燦榮、司馬南、張維為等，繼續在玩罵美帝、西方的「愛國」遊戲的同時，割愛國粉的韭菜以獲取經濟上的收益。如果說世界上「愛國」常常是一些專制者玩弄的迷魂湯與遮羞布外，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愛國也早已成為愛國大V ，網紅、知名人士們一本萬利的買賣，「良心」也被拿來當成嘩眾取寵，沽名釣譽的工具，做成招牌，借以暗藏私貨，圖謀己利。

這個民族某些精英的道德崩塌到了比疫情更讓人觸目驚心的地步！如此道德狀況，社會公共信任的缺失，談何「崛起」？談何讓人效仿的「模式」？而真崛起，真要成為他人的模式，又豈能是這世界、他國民眾的福音？

要根除這種孫立平先生多年前就描述的「潰爛」狀況，可以有多種藥物，但其實有一種良藥最簡單有效，就是要允許人們批評，檢視，「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政治、文化、社會亦然。而一味壓制各種批評，稍聞批評便視為是別有用心，境外勢力所為，那最終只會導致各種形式的認知偏狹，信息扭曲，決策失誤，腐敗迷漫，讓民族與民眾遭受損失與痛苦。

「三年災害」與 「決策的民主化與科學化」

三年抗疫，讓許多人想起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那造成數千萬人死亡的有名的三年！事實上這種比較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盡管六十年過去，這兩個三年背後的邏輯是類似的--反科學，專斷的決策，意識形態與政治掛帥，官僚體制的僵化及不負責任，唯上是從，草菅人命。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文革後，在對文革的批判反思的浪潮中，中國朝野各界曾將「決策的民主化與科學化」作為一重大課題、努力的方向提出，1986年當時的人大委員長萬里還曾以此做過廣為人知的專題講話。而這種努力因1989 年「六四」鎮壓而嘎然而止。雖然九十年代後因中國的開放，與世界的接軌，經濟現代化所帶來的決策上「科學化」的壓力，且隨著文革後培養的官僚以及留學歸來的一批精英進入體制，中國官方在某些議題上進行理性決策上還是謹慎地有所推進，但意識形態的羈絆依然是這種理性決策進展的大障礙。

而近十年，隨習近平主政後全面向毛式治國方式的某種回歸，我們可以觀察到一種文革式的反智主義的做法、提法又重新開始浮現，佔據公共空間，如所謂用習近平思想指導某些自然科學研究等等。而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文革式的言必稱習近平思想也充斥各種文章著作，花費那麼多納稅人的錢的國家重大社科基金研究項目以習近平思想為研究主題的課題比比皆是。用李銳先生的話講，「文化水平那麼低」，「小學水平的」的習近平的思想，竟被官方宣稱之偉大不僅是要指引十四億中國人，且要引領世界的方向，--王毅宣稱習近平外交思想為五百年來之最 ，有點領了當初林彪吹噓毛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的真傳的味道，這些是不是讓人覺得荒誕至極。

或許我們不必以學歷來判斷一個人的水平，不過當過毛的秘書、學識閱歷都是極其豐富的百歲老人李銳先生所下的評語是「水平那麼低」，而習怎麼權位又會走到那麼高？這或許才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習近平的大權獨攬，不僅影響到學術與文化領域的正常發展，顯然也影響到中共政策決定機制的健康運作。 此次疫情防控，從爆發到三年來的防疫，用習近平自己向外界宣示的那樣，都是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像當年的毛一樣，他將抗疫當成一種展示自己的政治決斷力，判斷力，體現其英明的手段。在前期因中國的強勢封城取得一些成果後，更將其當作一種政治資源，符號來與西方抗衡，拿來做所謂中國模式的優越和東升西降的證明。但針對病毒的演變做合理的抗疫政策制定，是需要信息盡可能的完整，科學的態度，而不能意識形態掛帥，讓科學按照權力需要, 領袖的好惡來解釋事態的發展。而這，是需要一種民主的機制與相對寬松自由的氛圍才可能的。而中國當下有嗎？

最近華爾街日報刊登過一篇記者花費數月從各種相關人士收集的咨詢所寫的就克裡姆林宮如何處理侵烏戰爭決策的報導，其中提及普金二十年的專斷威權統治，在其周圍已形成一種阿諛奉承、自我保護不講實話的氛圍，一個極小的小圈圈，「不能讓『爸爸』不高興」 （ 「爸爸」是那個圈子裡代指普金的稱呼，讓人想起中文中的流行語「大大」）是一個重要的不成文的規則，例如，每天七點呈報給普金的國安及戰況信息報告最終都要經過普金的密友，國家安全委員負責人帕特魯舍夫的檢視，對信息的消減折增處理，目的是讓信息顯得恰到好處，擴大成就，低估損失，以不太遠離「爸爸「的期望，不讓其煩惱生氣……如此，俄國如何能不敗？

而半個月前，看到法國Lci 有線電視台播放的一個哲連斯基長採訪，其中記者曾問及與普金有過一次會面的哲連斯基對普金的印象。哲連斯基說了幾句讓筆者印象深刻的話：他說，他覺得普金就是一個普通的人，不比他人有什麼更了不起的地方，是權力系統讓他顯得與眾不同。另外，普金缺乏與他佔據的地位該有的知識與文化素養……。言外之意這是導致他後來做出對歷史的錯誤認識與判斷，做出錯誤決策的原因。顯然這些都不獨存在於俄國一國，它幾乎是所有專斷國家都是常見的現象。

提及五十年代末造成大災難的那三年，對中國當代歷史稍有點知識的人都知道，那並不是終結。在中共這類體制下，偉大領袖是不會也不能認錯的，因為那將有損其權威，危及其權力地位。因此，在暫時地退卻以緩和黨內外對其的憤怒與不滿後，毛為了報復他人對其進行的批評，為鞏固其權力，最終伺機發動了長達十年的一場中共自己也曾定義為「浩劫」的大災難文革。那麼，在面對三年防疫造成的災難與巨大損失，天怒人怨之後，習近平也會做出的某些調整，暫時的退卻，那是符合政治邏輯的，現在已經觀察到某些跡象。不過之後，他會不會像毛那樣為鞏固自己的權力，再引發什麼讓中國人付出更大代價的災難呢？這個問題只能由未來的歷史來回答，但有一點又是確定的，它的答案也將取決於當下及今後一段中國黨內外的精英階層以及中國的普通人的反應。

民主與科學，這「五四」時代提出的理想已經整整在中國有百年歷史了，在疫情在中國肆虐的當下，面對權力的傲慢與專斷，面對抗疫所暴露的種種認知與實踐上各種荒誕不經的現象，所有有良知的中國人應該還是要想到，兩者依舊是缺一不可需要在中國努力達成的目標。

＊作者為長期觀察中國問題的政治學者，法國賽爾奇-巴黎大學教授，Agora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歷史與未來」網站主編。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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