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年代的台灣社會，馬克思是「大毒草」
我出生、成長在一個將馬克思和《資本論》視為「大毒草」，絕對不許碰、不能讀的台灣社會。比我年長一代抱持著左翼想法或左翼信仰的知識分子，曾經還能偷偷地組織讀書會，去讀馬克思、恩格斯寫的《共產黨宣言》，如果有可能的話，讀《資本論》。
可是我比他們大概晚生二十年，也就意味著當時在台灣整肅思想與管制言論的警備總部多了二十年的時間，可以沒收當時在台灣市面上所有與馬克思和《資本論》以及共產主義有關係的書，並且已經基本上把暗夜當中偷偷聚會的左翼團體都一網打盡了。
我知道馬克思，聽說過《資本論》，但是我的知識主要來自學校系統裡的一門「三民主義課」，課本告訴我們，馬克思與共產主義多麼荒謬、多麼錯誤。在那樣的環境下，我們連做夢都不敢想，有朝一日可以讀到《資本論》的原文版本。
閱讀「禁忌書籍」的個人經驗
幸運的是，因為我從小喜歡逛書店，長大以後，我也喜歡到圖書館借書，之後又剛好遇到了台灣的圖書館正在陸陸續續開架化，以前到圖書館借書只能查書卡，後來變成可以到書庫裡自己選書，所以我就養成了到圖書館書架去遊逛的習慣，和逛書店很接近。
大學二年級，我到台大法學院去修日文課，順便也就去逛了台大法學院的圖書館，一路逛到了書庫的地下室。那是一個從樓梯走下去時，遠遠就可以聞得到灰塵氣味的地方，像是一個沒有人去過也沒有人會去的地方。
但既然是圖書館，既然有書架，我就充滿了好奇心。我鼓起勇氣，找到了開關，把電燈打開，走過一排一排的書架，突然渾身之間起了雞皮疙瘩。我意識到自己進入一個什麼樣的地方：那裡收藏的是幾十年來沒有編目的書，不是因為太新所以來不及編目，而是因為這些書比台大法學院本身還要更古老。
那是日治時期留下的藏書，那時沒有台大法學院，只有日本人設立的「台北法商學校」。換句話說，這批書自從一九四五年之後，三十多年間被丟在那裡，無人聞問。我在那個布滿灰塵的地下書庫耗費了很多美好的時光，還好那個時候我沒有氣喘的毛病，整個下午吸著沉積幾十年的灰塵都不會有影響。
那裡面最多的當然是日文書，其次因為日本和德國在當時的聯盟關係，也有很多德文書。我在那裡先找到了日共大左派思想家河上肇（一八七九—一九四六）所寫的《自敘傳》，五冊一套。河上肇的名字我聽過，我知道他出版過一本非常有影響力、對共產主義在日本的發展有僅次於《共產黨宣言》的重要地位的書，就是《貧窮物語》。
我沒有找到《貧窮物語》，但是在那裡竟然能看到河上肇的書，這已經夠讓我興奮了。我一定要讀《自敘傳》，可是我不可能在地下書庫裡讀完這厚厚的一套五冊書，所以我就決心冒險一試。那本書沒有法學院圖書館的編目，是原來日據時代留下的書，所以每一次去法學院，我會刻意認一下在圖書館櫃台的館員，每出現一個沒見過的，我就把河上肇的《自敘傳》和我的借書證遞上。如果館員告訴我這個書不能外借，我就摸摸鼻子，把書擺回書架上。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從馬列毛理論看中共改革開放之路 ｜ 更多文章 ）
當我試到第四次時，真的遇到一個搞不清楚狀況的館員。他只注意到這套書後面沒有貼借書的到期單，從抽屜裡拿了一張到期單貼上去，在我的借書證上抄了日據時代的舊編碼，然後讓我把書帶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