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公直接拜訪南京政府進行協商。戰亂期間，一些教堂被視為帝國主義的附庸而遭到破壞或沒收，許多主教要求剛公出面處理。1929 年1月剛公輕裝南下，拜訪當時首都的南京政要。 他獲得蔣中正的接見，並進行正式獻詞與回應。剛公重申教廷一向的立場，超然於政治之外，愛護眾生，尊重政府。此舉為澄清教外人士對教會的誤解，教會只想傳福音、做善事，絕無帝國主義野心云云。
同年1月26日，剛公與外交部長王正廷正式會面。早在前幾年，教廷已獲授權剛公直接與政府在傳教事務上簽訂協議。此次雙方同意平等和互惠互重的原則，既尊重中國的主權與尊嚴，又保障教會的基本需要。雙方達成達成初步協議的內容：保證宗教自由；天主教會有置產業的權利；天主教會有辦學的權利，但須遵守政府法令。可是，此事引起法國駐華使館側目和極力反對。
無論如何，在同年五、六月間，在南京舉行中華民國創建人國父孫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剛公是教廷的特使，中方和教廷的密切關係，更為明顯。事後法國政府唆使報章和傳媒，對剛公進行連番粗暴惡劣的人身攻擊。剛公也向法國大使館提出抗議。
宗座代表疲於奔命，健康欠佳，未能及時簽署協議，便在1933年2月，訣別中國，回歐洲養病。
3、踏實的外交智慧
一般的國際關係是以利益為目的，外交是手段。當雙方或多方強弱懸殊時，弱方即使贏不了對方但也千萬不要輸掉自己。剛公非常明白面對強權，教會的產業和土地可以丟掉，但教會的使命和信德必須守護。
今日的外交──近年本人接到不少教友的提問：一向主動親近中國的聖座，要和強勢的中共的無神政權打交道，可有削弱教友的信德嗎？將來的歷史家可能會給予更全面的答案。在此我想略述一二，以展示剛公當年的智慧，今日仍可借鏡。
2018年9月開22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稱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梵蒂岡」簽了臨時協議，協議籠統的內容關乎選任主教，但細節並沒有公開。同日梵蒂岡發言人稱此協議乃與「聖座」簽訂。衆所周知，「梵蒂岡」和「聖座」是兩回事。一個協議，兩個表述，各取其需嗎？
聖座自稱在選任主教的過程中有最後話事權，中方同意嗎？若然，為何中方稱中國天主教屬中國內政？既然絕不容境外勢力干預，更遑論聖座的「話事權」。
中共對聖座的發言極為敏感，事實上，為說明誰真有「話事權」，中共宗教政策的條文大幅度加碼，變本加厲採取行動：拉倒十字架，拆毁聖堂、拘禁神父等，連所期待的「後協議」的「蜜月期」都沒有。所謂的主教團、愛國會的章程條文亦相對增多，他們聲稱代表教會，並不斷高喊：「跟黨走、聽黨話、⋯⋯ 事事中國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