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華宗座代表的身分非常敏感，剛公出發前，為了避免法國的干預，便謹慎保密，到了中國，才披露其身分，法國雖不滿，但米已成炊。
2、外交成就
外交有助傳教事務。剛公雖無外交訓練，亦非外交人員，卻有成就。外交要成功，須懂得討價還價。說穿了，一般外交對話取決於強權和利益。弱者當前，就要顯示自己的強硬，獲得更多利益；強者當前，就要盡量討好，以免損失更多。中方和教廷身處弱勢，自然硬不起來。
對中方而言，法國的「保教權」來自不平等條約，是國恥，因爲強勢的外國隨時以護教之名來擴張霸權。
對教廷而言，傳教涉及人民的信德、救靈和永生，若處處忍讓，恐怕連基本的信德都保不住。
因此，中方和教廷的共同目的就是擺脫法國的「保教權」，方法是中方和教廷直接以平等方式達成協議。於此剛公非常努力。
剛公首先顯示教廷對中國百姓的關懷。1923年1月1日上午10時，民國總統黎元洪在總統府大廳正式接見外交使節，剛公繞過法國公使，自行與中方聯絡，並由三位神長陪同，出現這個場合。剛公代表教宗向總統致意，表示善意和關懷，而總統表示對教宗設立宗座代表感到無任欣慰。此次會面，具有巨大的外交意義。
同年，剛公接受中國教友所獻的四合院建築作為宗座代表公署（北京定阜街三號）。這純樸的房屋舍比起北京主教公署及本堂神父的住所更為狹小而簡單。剛公在此居住期間接見了不少官員、公使、主教及傳教士。
當時內戰未平，有公使提議他遷移到使館區，那裡四周圍着高牆， 並架着機關槍，守衛森嚴，但剛公絕不考慮，因為這是令中國人感到屈辱的地標。
在京城，不時兵荒馬亂，但公署沒有受到任何騷擾，因為剛公打開公署大門，讓急難之人可進入庭院，暫時休息， 吃些東西。
剛公對教案的調解：犧牲利益以保教會的使命和信德。清末民初，出現不少土匪亂賊，公然 打家劫舍，擄人勒索， 殺人放火，洋人傳教士及其事業，也成為肥羊。聖堂受毁，洋人被殺，這些教案非常為棘手，往往成為強國要求中方立不平等條約和索求賠款的良機，弱勢政府不得不低頭接納，但最終受害者是平民百姓。
這些教案也加深教外人的成見，更認定傳教士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另一方面，也導至傳教士更在乎保教權的「可貴和可靠」。
剛公在華任職期間，不少教案發生。他到步不久，1923年有土匪綁架梅樂道神父（Angelo Melotto），要求贖金。一般來說，即使洋人不付款，但官府怕洋人也會付。土匪本無殺念，但官方竟派軍清剿他們，於是在九月初槍殺了梅神父。
梅神父為了基督的愛遠來傳教行善，深得民心，此番受害，政府必須賠償，況且傳教區入息微薄，必樂意要求。可是剛公明白此項要求必加深百姓對教會的憎恨，有礙教會的使命。面對傳教區，他訴諸信仰，曉以大義：教會從不為殉道者所流的血索取賠款（pretium sanguinis），教友切勿浪費梅神父「捨身成仁」的見證。政府只要捉拿匪徒歸案，教會大可放棄索償的要求。漢口的主教也同意，以和為貴，結果，老百姓自行捐獻，蓋一座紀念梅樂道神父的醫院，樂捐之人甚多，此舉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此事立下新的調解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