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血淚一頁，但不少史料直到近年才陸續在各方史家比對下漸現全貌。耗時近10年，由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擔任主編的《重探抗戰史》近日出版第3卷，這項計畫與專書結合台、美、中、日四地學者，郭岱君3日應長風基金會之邀主講「策略廟算與國際權衡：揭秘抗戰時期秘密和談的面紗」，提到雙方透過多管道不斷企圖和談，但屢屢失敗，有時因為日方強硬派上風，或因蔣介石踩煞車等各種因素，抗戰中期，日本陸軍還主動聯繫重慶，啟動「桐工作」，其中特別的是，戴笠派出軍統特務曾政忠冒充宋子良，到香港會見日本代表。
郭岱君提到，日方一度曾把和談的主軸放在汪精衛身上，1939年6月，東京五相會議確定以汪精衛、吳佩孚組成中國「新中央政府」，汪精衛抵達東京，與首相平沼騏一郎會談。但日方代表小川平吉、萱野長知後來也表示，汪精衛不成氣候，還是應把希望放在蔣介石身上，於是又派人出發到重慶，重慶方面也想壓制日本政府對汪政權的支持。
日本體認汪精衛無法左右局勢 轉頭與國民政府方面接洽
至於「桐工作」的緣由，郭岱君指，東京原本寄望汪、蔣決裂後，能號召中國的地方軍頭支持，結果無人響應，東京很快就對汪精衛失望，知道汪不成氣候，「沒有左右局勢之能力」，想要解決中國戰事，談判對象必須是重慶的國民政府。陸軍表示不會妨礙汪政權成立，但也會獨自獨自進行與重慶的和平計畫，派人到香港尋求與國民政府方面接洽的可能性。
此時，戴笠得知日軍在香港尋求和重慶的關係，想利用這機會阻止或延後汪政權的建立，同時刺探日方情報。戴笠便派出軍統特務曾政忠冒充宋子良（蔣介石的小舅子；宋美齡、宋子文的弟弟）。1939年12月底，日方代表鈴木卓爾透過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結識曾政忠假扮的宋子良。這個「假宋子良」稱若透過姊姊宋美齡，會有接近蔣介石的機會。於是，1940年初，鈴木和「假宋子良」數度會面，後者還指蔣介石已決定派代表或親信來港會談。日軍則派出今井武夫（駐華派遣軍高級參謀）到香港，與鈴木卓爾一起會見重慶代表。
郭岱君提到，原本歷經5月的九龍會議與澳門會談，談判看似有模有樣、進行順利，東京方面對和談顯示認真樂觀態勢，到了8月中，情況忽然冷下來，因為日方發現這個了這個宋子文很可能是假扮。7月26日，連周佛海都認為照片「實不甚像」。周還鑑定中方所拿出來所謂的蔣介石委任狀及親筆函很可能都是偽造的，到了10月「桐工作」則被日方中止。
郭岱君指出，後來包含和孔祥熙、宋子文、張羣、戴笠等運用個人關係，與日方祕密接洽。秘密談判此起彼落、絡繹不絕，但隨著1941年開始，國際情勢漸轉為對中國有利，蔣介石更堅信可恢復失去、奠定太平洋之和平，中日間的秘密和議逐漸消聲斂跡。
「桐工作」有造假蔣介石簽名？郭岱君：宋美齡冒蔣之名最為可能
「為何這麼多人談判沒有成功？」郭岱君分析，因為日本對於談判沒有誠意，想降不想和，加上日方自己政策矛盾，連陸軍扶植汪精衛，又找重慶；蔣介石也參與多次和談，但底線就是恢復蘆溝橋事變之前的情況，每次談判「踩煞車」的人都是蔣介石，最後堅持抗日，也可視為談判成了策略運用。
郭岱君也提到，「桐工作」是假的，有假的宋子良，有造假的蔣的簽名蓋章文件，誰敢做這件事，不怕被蔣發現？有學者認為，只有宋美齡冒蔣之名去談最為可能，也因為宋美齡也重要的時刻都剛好以「治牙」赴香港，因而認為她扮演一定角色。 （相關報導： 幕後》選前就知論文不妙！鄭文燦黨主席還沒到手 先親寫泣血狀以圖後事 ｜ 更多文章 ）
郭岱君提到，中國八年抗戰期間，雙方都是談談打打、虛虛實實、鬥智鬥勇，抗戰前許多官員都要和談，但蔣堅持，沒有談成，武漢會戰之後和談聲音小了，是蔣壓抑住了這些聲音，她以北大教授王奇生的話形容，蔣介石在抗戰最艱困的時候，多數文武大員灰心喪志，幾乎是蔣一人獨力撐持，堅持抗戰到底，頗有「以一人敵一國」的悲壯與氣魄。蔣雖不排斥與日本和議，但始終以國家尊嚴權益為念，守住底線，堅持到最後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