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我還在服我那晚服的兵役，某次休假，到時報的副刊編輯部串門子，在那裡初次遇到王宣一。她第一句話就問我：「你知不知道有一個人叫詹宏志，他寫了一篇〈村人遇難記〉的評論？」我說不知道吔，這篇文章倒真要找來看一看。她接著說：「詹宏志就在隔壁樓工商時報，我現在叫他來。他是我先生。」
宣一就是這麼單純，這麼熱心。
接著宏志出現，大夥在短短幾十分鐘便聊得極是愉快。宏志那時要花一年時間為「爾雅出版社」編選《六十九年短篇小說選》，其實平日早已注意到好些個馬上要嶄露頭角的才子。其中最顯崢嶸的，是黃凡。另外如廖蕾夫（廖風德）、吳永毅等當然也是。
那天在時報聊了一陣，是不是就坐上宣一開的小車（宏志一直沒學開車）回到他們在南勢角「大華戲院」旁邊的家繼續聊，我有點不記得了。但很有可能。
這個時期的他們，是一對其實早有文采然猶只能在報館工作卻又各種文藝夢幻很豐繁的年輕夫妻。
宏志聊到，他們有幾個做編輯的朋友，偶會想或許有新起的導演有意拍小成本的藝術片，他們可以集合起來參與一點投資上的幫忙。也就是這樣的對藝術對創作的狂熱，我把他介紹給我的同學余為彥，不久他也認識了隨後（1981）回到台灣準備獻身電影的楊德昌。
當獲知宏志、宣一為了那部影片投進了一點錢，我不免會問他：「你們在報社領薪水，存得的積蓄拿來投，你太太覺得可以嗎？」宏志微笑的跟我說：「假如我真決定要這麼做，宣一會尊重我的決定。」他當時，完全輕輕鬆鬆的，一副很純真無他念的模樣。
這是三十四、五年前的事了。
這一段時間，可稱為他們的時報時期。
宏志有他的夢、他的衝動、他的膽識；宣一也有。宣一來自大約像外省公務員的家庭，相較於宏志在大學前的中部小鎮的樸實家境，可說是較為寬裕。宣一絕不因家境穩定，只一意習取保守。顯然她絲毫不是那種外省人只嫁外省人、公務員只嫁公務員的思維。
她和這個叫詹宏志的年輕人結婚，或許已看到他的才氣，但不見得看到他日後幾十年的各項才氣或成就。這不重要，王宣一絕對不需要押對寶。就像在美國的林惠嘉嫁給李安，壓根就沒有「押對寶」的念頭。你李安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你詹宏志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宏志的童年、少年時家境的清簡，或更蘊蓄他的想像力，與他的冒險心，也就是膽識。我曾天馬行空胡想，倘八十年代初宏志與宣一開了一家家庭式小出版社，宏志要出吳永毅的小說集而宣一要出夏宇的詩集，兩個人絕對不會否決對方的決定，也絕對不會憂慮銷量。為什麼？兩人皆有那份熱情，也皆有那種類似衝動的不在乎。
八十年代中期，宏志與宣一到紐約，在馮光遠Sunnyside的小公寓打地鋪。我現在回想，宏志會先問宣一「打地鋪可以嗎？」抑是宣一會問：「在人家家打地鋪會不會太打擾？」我以前從來沒想過這問題，而我現在猜測：很可能他們兩人根本連商量都不商量，只隨口說了一句「到紐約，就在大力家打地鋪吧」便出發了。他們兩人就像是所有事皆不需要重新再問對方一次才獲得認可的極知對方、極信任對方、極讓對方自在的夫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