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學校選擇的價值觀是「校譽優先」，性平事件往往被選擇私了、不走正式調查，張萍看過很多學校主管會陪老師提水果盒去案家和解，或以「一個巴掌拍不響」指控學生，而揭露這些事的人無論是學生、老師都會變成「破壞校譽的罪人」。例如某國中特教老師發現孩子被體育老師性侵、依法通報，當時懷孕的她竟被其他老師說：「妳做這事不怕傷到肚子裡的小孩嗎？」
「當學校不重視學生的安全與福祉，每個教室就會像『獨立王國』，其他教室就算發生違法、可怕的事，不是這個班級的老師也不會去看，再加上羞辱、體罰、霸凌手法，做這些事的老師就更沒有罪惡感，讓學生不敢求助。」張萍說。
平均超過20年才能說出口 受害人之痛：他不認為他的聲音可以被聽見…
那麼的多性侵案裡，張萍常看見校方把「性侵案」淡化為「不當接觸」，甚至指責學生自己不拒絕、不求助，很多孩子也會因此覺得羞恥，以為自己也有錯、不拒絕是否就代表同意老師做那些，「問題是他們可能還是小學生耶？有孩子覺得講出去也沒人會相信我、不知道找誰求助、不可能逃脫老師的魔掌、怕被報復，也有些孩子相信老師不會傷害自己、不知道這是性犯罪，也可能被威脅賄賂，老師會用性教育、『我們的秘密』來誘騙學生。」
據澳洲調查報告，男性遭性侵平均要25.6年才會揭露、女性20.6年，為何如此之久，就是因為多數性侵是熟人或有權力的人施加，受害人怕被懲罰、幾乎不敢說出口，也怕無人相信。台南張博勝長達20多年的30多名性侵事件受害人之一如今已成年，她始終記得當年發生事情後，她試探性問阿媽：「老師親我臉，怎麼辦？」沒想到阿媽回：「那是老師喜歡你啊。」之後她每周去補習班都被老師侵犯，她又試探地問媽媽，被老師親臉怎麼辦？媽媽卻說「你要好好保護自己」，她在那之後不敢再提。
「跟家裡說、但家裡沒撐住他們，那傷害，不亞於性侵。」張萍說。
這種說不出口的痛苦，荷光心理諮商所之諮商心理師郝柏瑋在工作也遇過許多，可能是老闆對員工、長輩對晚輩、學長姐對學弟妹、加害人也可能是鄰居、親戚、父母、手足，各種權力不對等就會造成噤聲效應。
「他不認為他的聲音可以被聽到……我臨床經驗，很多人都說他們隱約知道不對勁，但想到要把事情講出來、揭露出來、要面對，都是特別大的壓力。」郝柏瑋說。
在郝柏瑋看來，校園性侵案受害人總承受相當複雜的心理狀態，例如人本分享的幾個案例，老師都會施予恩惠與關注、同時又給予威脅，老師給孩子的東西太複雜矛盾，若是孩子原先就崇拜老師又被「特別關心」，他就需要花更多時間去釐清自己對老師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