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太陽花學運結束後，我曾寫過一篇評論指出，太陽花是台灣公民社會的「童年末日」，原文如下：
「折騰二十四天的台灣太陽花學運，在四月十日學生退出立法院議場後暫時落幕。退場前夕，學生代表們針對兩岸事務宣讀了「人民議會意見書」，主張擴大公民參與、資訊公開透明、維護人權與弱勢權益、全面確實評估兩岸經貿開放衝擊、國會應有實質審查權、兩岸談判要對等並維護台灣「主權」等六大訴求，並期許行政與立法機構「接受人民領導」。學運總指揮林飛帆並宣布，接下來將深入民間，轉守為攻，「我們一定會贏」。這份宣言不僅揭櫫了台灣青年激進化的公民意識，更為台灣公民社會的「童年末日」譜出了序曲。
序曲的第一樂章，是台灣互聯網世代對統制工業世代的反抗。台灣過去的經濟成就，是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尚未加入全球化競爭前，基於黨國資本主義的統治工具，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大旗下創造的奇蹟。其本質是一種準軍事化的動員體制，透過資源統籌中央擘劃，由上到下推行產業政策以扶植重點企業，追求效率、服從與年功序列。這種充斥台灣各行各業與政府部門的「製造業」思維，與互聯網時代「分享經濟」所追求的個性、資訊開放與破壞式創新大相徑庭。台灣保守的產業領袖與顢頇的統治精英們面對互聯網世代政經訴求的無知與遲緩，導致台灣青年不願在令人絕望的低薪環境中坐以待斃，因而揭竿而起，以激進手段捍衛自己的未來。這種廣泛存在於台灣青年心中的情緒，非常有可能在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博得更廣泛的群眾基礎，並將成為未來兩年內台灣選舉的核心主軸。
序曲的第二樂章，是台灣平民階級對權貴階級的決裂。台灣政壇不論藍綠，都暗中希望成為突破兩岸關係的先鋒，以在檯面下的權錢交易中獲利。這種「選前反中，選後親中」的搖擺政策，提供了壟斷台灣政經資源的權貴們騰挪的灰色空間。對這類行為的不齒與疑慮，在恐中情緒推波助瀾下，造成台灣社會對統治精英在兩岸政策上的信任危機，以及太陽花學運用革命論述正當化激進抗爭手段的基礎：學生們反對的不只是馬英九，而是馬英九所代表的偽善體制，以及這個體制中奪取壟斷利益的權貴們所寄生的法統。把太陽花學運視為台灣民主繼「野百合學運」又一次「憲政時刻」的呼聲，未曾止息。從議會民主的精神來看，學生們對台灣立法院的沈重批判十分正確，台灣目前仍在使用修正版民國憲法也確實需要與時俱進。然而學生們是否能代表「人民」？公投制憲的時機是否成熟？一旦再次修憲，泛綠台獨與泛藍獨台的論述必然開啓統獨爭議，且可能會加劇台灣受惠於開放的跨國資產階級與相對剝奪感不斷加深的本土「微產」階級間的矛盾。太陽花學運點燃了引爆矛盾的引信，但具體解決方案仍然闕如。
序曲的第三樂章，是北京將難以迴避台灣青年追求「光榮獨立」與從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中脫離的意志。對這群八〇後與九〇後而言，台灣認同是大多數人的預設立場。把台灣放在中國自甲午戰爭以降對抗列強侵略的歷史脈絡中理解，對這些學生不具有情感上的號召力。他們可以承認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不斷增長，但他們拒絕接受經濟發展主義的招安，並可能會無視地緣政治現實，挑戰台灣在霸權博弈中被安排的地位。這種意志與反全球化權貴的超國界浪潮若合符節，並可能成為中美關係中新的不穩定因素。華府在這次學運中態度曖昧，並對馬英九政府的強硬手段未置一詞，顯然對學運中可能衍生的新「兩國論」保有高度的政治警覺心。北京因此有必要迅速修正其「以商促政」的對台策略，更廣泛積極的與台灣社會的新世代全面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