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緊張情勢升高，美、中科技戰延燒，美國會持續保持領先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重量級學者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指出，美中科技競賽前景令人憂心，「科技在中國是由共產黨主導，用來監控人民；在美國則是由科技巨擘主導，這些科技公司也用科技來監控民眾，這不是好的發展方向。美國應該用科技來賦權人民，促進民主社會的發展。」
艾塞默魯出生於土耳其，是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博士，目前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2005年獲頒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該獎僅次於諾貝爾經濟獎；艾塞默魯更被視為諾貝爾經濟獎熱門人選。他著有《國家為什麼失敗》、《自由的窄廊》、《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等書；最近他與Simon Johnson完成新書《Power and Progress : Our Thousands-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將於明年5月出版。
台北政經學院基金會（TSEF）、清華大學台北政經學院及台大社會科學院13日共同舉辦講座，艾塞默魯受邀以即將出版的新書「Power and Progress : Our Thousands-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為題，線上發表演說。這場講座由中研院院士王平擔任主持人，Acemoglu並與中研院院士、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謝長泰對談。
究竟科技的進步對經濟發展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對薪資、就業和貧富差距帶來什麼樣的衝擊？這是艾塞默魯多年來研究的重點。他提到，寫作這本書主要動機，是發現當今科技突飛猛進對經濟與社會的衝擊，與工業革命初期100年左右的發展有些類似的地方。回顧歷史，科技的進步事實上使得龐大勞工團體變窮，許多弱勢工人的生活變得更糟。
「科技進步的過程，龐大勞工團體變窮了」
「我們生活在一個科技樂觀主義的時代！」艾塞默魯指出，從創業家到政府決策者，都對科技轉型抱持樂觀主義，每周有數以千計的 App產生，過去40年新產生的專利權增長了4倍。多數經濟學者也對科技抱持樂觀主義，因為新科技和新產品帶來許多便利，大幅提升生產效率，自動化提升了生產力，也使得勞工的工資也上升。
艾塞默魯認為，科技進步帶來很多好處，現在的生活比工業革命前更加富裕、舒適和健康。然而，他也質疑，新科技的出現會自動促成社會經濟的繁榮嗎？新科技是否可能反而使勞工變得更窮，同時剝削人民的權力？
從歷史的發展來檢視科技進步帶來的影響，其實問題相當複雜。艾塞默魯指出，從農業的發展來看，農耕機械的進步，曾帶來黑暗時代，農民的實質所得並未提升，甚至可能更糟；工業革命初期，蒸氣引擎的發明使得煤礦可以挖得更深，許多僱主僱用童工，最小的只有5歲就在礦坑裡工作，這些礦工在危險、不健康的環境裡工作，工時超長。
科技突飛猛進的副作用：半世紀來貧富差距急速惡化
過去半個世紀來，美國科技突飛猛進，但貧富差距也擴大。艾塞默魯以具體數字說明，過去半個世紀（1963-2017）以來，美國貧富差距急速擴大，自1963-1972年間，不論學歷高低的薪資均快速成長；自1980年以後，低學歷者（沒有大學學歷者）的薪資大幅滑落，有碩博士資歷者的薪資則大幅成長，貧富差距惡化趨勢相當驚人。
艾塞默魯的研究同時發現，這段時間，中產階級的工作消失了，這個現象不僅在美國發生，歐洲多個國家也發生。中產階級的工作消失，貧富差距擴大，這些趨勢與科技的發展有很大關係，因為科技的進步，工廠逐漸自動化，取代人力，大幅降低生產成本，這對工資、貧富差距都造成衝擊。艾塞默魯的實證研究發現，工業自動化對工資造成負面影響，勞工的實質工資降低，而且擴大貧富差距。
「欠缺制度制衡巨頭」 艾塞默魯對科技前景感到悲觀
總之，艾塞默魯說，工業化初期對社會與環境帶來負面影響，許多團體實際上是變窮了；兒童在礦坑、紡織廠裡超長時間工作，而且工作環境極為惡劣；許多工業化城市出現嚴重的污染，傳染病猖獗。他歸納，科技進步帶來這些負面的衝擊，是因為當時的工人在政治上沒有發言權，無法組織工會團體；其次，工業自動化雖然提高生產力，卻也衍生許多問題。
歷史帶來什麼教訓？艾塞默魯認為，「從科技發展的歷史來看現今的發展，我感到悲觀。」他舉例說，「數位科技的發展，自動化科技的進步，相對剝奪人民的權力。在現今的制度環境下，沒有創造相對的力量足以抗衡商業與科技巨頭。我們有更多的自動化發展，但沒有相對的制度來保護工人。」
面對AI新世紀，艾塞默魯指出，「企業收集人們日常生活中各種資料，透過監控，可獲取龐大利益。然而，科技發展的方向具有高度可塑性，尤其數位科技可應用在許多層面，可以與人類互補，而不是過度強調自動化或監控人類。」
政策補貼供誘因 再生能源價格大幅下降
艾塞默魯認為科技發展具有可塑性，在眾多科技發展中，再生能源的發展是一個正向的例子。過去太陽能與風電的價格昂貴，大約是化石燃料的20倍，透過政府政策努力，給予補助誘因，企業投入研發這些再生能源科技，如今太陽能、風電的價格與化石燃料相當，這是一個正向的發展。如果再生能源科技可以如此發展，同樣也可以適用在其他科技的發展。
科技發展具有高度可塑性，該如何引導？艾塞默魯認為，應該組織可抗衡科技巨頭的力量，發展具體的政策解方，結合社會運動、政府法規和市場誘因等多管齊下，以發揮綜效。
針對美、中科技戰的未來發展，艾塞默魯演講結束後回答提問時表示，「美中的競爭不僅在科技方面，更在地緣政治方面，在中國，科技是由共產黨控制，中國的企業如阿里巴巴等與政府合作，把科技視為監控、操弄人民的工具。在美國，科技掌握在谷歌、臉書、亞馬遜等科技公司手上，這些科技巨頭的觀點與共產黨沒有太大的差異。如果美國朝這個方向發展，在地緣政治方面，不是一個有意義的對手。」他強調，「美國應該以科技來賦權人民，促進民主社會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