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蔣經國清廉自持，杜絕貪腐，勤儉治國，任用賢能；孫運璿、李國鼎等人披荊斬蕀，在荒煙漫草中，建構了新竹科學園區；創立了台積電，才有40年後，台灣半導體的護國神山。
同一個年代，同一個民族，兩岸的分治，其結果有如霄壤，值得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深思與反省。這也是我在「我的兩岸論述」中，提出「一國兩治」主張的依據。此容後再述。
1976年，毛澤東去逝，文革時被打入牛棚，曾三落三起的鄧小平，結合葉劍英等人，粉粹了四人幫，在兩岸知識份子的引頸企盼中，步步驚心的結束了文革。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而文革之後，多難的中國，依舊是舉步惟艱。明知「改革開放」是中國的惟一出路，卻仍然面對陳雲等保守勢力的反撲，在驚濤駭浪中，艱苦前行，直到1992年，鄧小平二度南巡，才塵埃落定。這也是我決定率團到大陸參訪的原因。
中國的命運多舛，多數台灣人並不清楚。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改革開放以前，不行「法治」。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歷經幾代領導人的努力，經濟是發展了，但是，依舊是法治不行，貪腐橫行。有識之士，皆憂心忡忡！
讀歷史，知經濟的發展，並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清「康乾盛世」之後，國力迅速耗竭，乾隆的寵臣和珅，抄家後，其貪腐家產總值白銀8億兩，是清廷10年歲入總和，大清豈能不衰！
以史為鑑，知習近平的「反貪腐，依法治國」，是救中國於危亡，此絕非危言聳聽。但這是一條充滿荊蕀之路，險阻重重。我佩服習近平在大爭之世，能沈穩以對，不與有權勢的貪腐者妥協，不同流合污，引領中國走向「依法治國」的正確道路。
所以，我從此不再駡大陸，我駡周永康。我選擇支持中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去對抗周永康貪腐團夥的邪惡勢力。
十年了，可以看到習近平依法治國的成績。但是，我寫給習近求的「求助函」，卻仍然轉不到他的手上，此代表周永康貪腐團夥勢力，依然盤根錯結，有能力中途攔截，或令主事者心生畏懼，而不敢上報。
如果說「改革開放」傷了老權貴的特權，鄧小平用了14年才定調。「反貪腐，依法治國」則是傷了新權貴的荷包，習近平恐需20年，才能徹底清除貪腐團夥的邪惡勢力。
我樂見習近平在中共20大之後延任，此可讓中國穩步前行，避免周永康貪腐團夥的反撲。
如果中國不幸由貪腐者執政，一個貪腐橫行動盪不安的中國，絕不利於兩岸和平。
由我公司受害的例子可知，貪腐者既然可以坑殺台商，他們只會關心個人的財富，不會在意台灣人民的死活，也不會去壓制鷹派的武統攻台的主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