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和：中國和西方之間最顯著的區別之一是權力集中在一個實體內。因此，如果你比較美國的數據收集量，我們並不是說它比中國少。但是，如果你看一下美國在收集什麼樣的數據，誰在收集這些數據，亞馬遜、谷歌、Facebook等公司，他們也有大量的消費者數據。顯然，像聯邦調查局這樣的國家安全機構。他們也有大量的數據。但在中國，情況是你能得到的所有數據都集中在共產黨內部，儘管黨、國家、法院、公安系統之間有細微的界限。因此，從技術上講，中國政府和中共可以獲得所有這些數據，這與西方和美國的情況不同，因為在美國，數據被分佈在不同的實體中，而不是只掌握在一個實體手中。
記者：中共的國家監控體系如何改變中國社會？
李肇華：我認為，如果回顧一下西方與中國交往的早期，比如在中國試圖加入世貿組織時，人們普遍認為西方或者高科技能夠使中國民主化。但顯然，現在發生的事情正好相反。中國正在使用高科技來加強對權力的控制，並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強對權力的控制，我認為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特別看到了這一點。在疫情期間，他們動用了政治意願和直接的野蠻封控措施，用監控技術對人們進行管控，不只是控制疫情，壓制病毒傳播，他們已經相當成功，而且還用監控技術壓制公眾對疫情封控的憤怒和反抗。中國各地都有人對他們受到的嚴厲封控措施感到非常憤怒。但中共一直能夠阻止這種憤怒發展成更大的群體事件，所以這確實是中共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高科技來實施控制。
林和：新冠疫情確實為中國開創了一個監控的新時代，因為在過去，你通常不會被24小時實時監控，除非你是一個被關注的人，也就是中國公安部定義的會被關注的七類人之一，即上訪者、可能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的人、潛在恐怖分子、精神病患者等，凡是屬於這七類人的，警方通常會實時監控。我認為，新冠疫情後，實時監控從只監控特定人群變成監控全民，因為現在每個人的手機裡都有一個健康碼，無論你走到哪裡都必須出示這個健康碼，它能追蹤到你在過去兩週內都去過哪裡。而且如果你在一個城市裡停留了4個小時或更長時間，那麼它就會被記錄在你的健康碼中。因此，政府現在在任何時候都能知道每個人在哪裡，並將這些資訊收集。因此，新冠疫情擴大了中國國家監控的範圍，超出了之前特定人群的範圍，擴大到了全民監控。
記者：美國為什麼要關注中共對中國公民的監控？美國能夠做些什麼？
李肇華：我認為，如果你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你相信民主價值觀，我想你會明白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對你很重要，因為中國正在積極嘗試給這些監控技術定義其使用規範。中共在推廣這樣一種願景，即政府使用這些技術進行政治控制或以他們想要的任何方式使用這些技術是沒問題的。你可以從他們出口這類技術的方式中看到這一點，他們在全球範圍內推廣這種技術。儘管他們還沒有具體的計劃，沒有說其他國家政府需要如何複製中國的模式，但他們的確表示，各國政府應該能夠使用這些技術來施加控制，這是一個非常明確的願景。而民主國家現在對這個問題沒有解答方案。因此，我認為這是生活在民主國家的人們在看待全球政治時真正應該考慮的一件事。中國已經提出了一個願景，民主世界的回答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