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中國高科技企業在構建「監控國家」扮演怎樣的角色？
林和：在我們的調查中，我們發現中國安裝的很多安全系統，其實就是監控系統，通常是政府與企業合作的產物，透過公私合作的方式（PPP），往往有一家規模很大的公司，比如華為、海康威視、大華或者是中國電信作為主要的投標方，競標政府合同和政府計畫，他們使用名為「系統整合」的方法，有一家主要的投標方，然後再把計畫分給一些較小的公司。通常你會看到像商湯這樣的公司提供AI，監控AI。在這些計畫中，較小的公司要和大型企業合作，比如海康威視來提供監控鏡頭。中國企業與中國政府之間肯定存在著一種共生的關係。比如，像商湯這樣的企業，還有它的競爭對手依圖和曠視，這些AI企業透過與政府合作讓他們的算法，比如人臉識別的算法越來越成熟，因為它的改進需要大量的數據，透過與中國政府的合作，這些公司能夠獲得大量的人臉數據。這些數據僅靠他們自己無法獲得，如果靠自己的話就需要很長的時間。因此，中國企業與政府之間肯定存在著一種互惠的關係。
記者：中國的監控與西方美國等民主國家有何不同？
李肇華：國家監控不是新鮮事。事實上，它歷史悠久，從國家誕生之初就已經存在，古羅馬人透過收集人口普查數據來弄清如何向人們徵稅，一直到東德的斯塔西（國家安全部），再到九一一之後的美國《愛國者法案》。各類政府都參與並依賴國家監控來運作。我認為中國的不同之處在其規模和野心。在規模上，中國有4億個監控鏡頭，其中很多都具有人臉識別能力，它們可以跟蹤個人，可以在人群中識別人。中國有10億部智慧型手機，中國政府可以相對容易地獲得這些手機的數據。它可以跟蹤他們去過哪裡，以及他們如何使用手機，這只是對人類行為的大規模瞭解，我不認為任何其他政權或政府或國家在歷史上曾經擁有過這麼多數據。中國政府的野心，他們想用這些數據幹什麼，也遠遠超出了我們看到的任何東西。他們相信，他們可以利用這些數據並對其進行分析，從而使他們能夠建立一個完美設計的自我糾錯的社會。如果你研究20世紀的歷史，這些曾經都是他們熟悉的烏托邦願景，但在20世紀，它們只是夢想。而現在在中國，中共認為它們可以使其成為現實。如果你比較一下，比如說你把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和美國比較一下。在美國，當然也有很多監控，這些工具中的一些也被美國警察使用。但不同的是，美國顯然有法律的制約，有法治，在美國有自由的媒體，可以監測所有這些東西，也會有很多媒體報導，這要歸功於報紙和其他媒體對這些監控行為的報導，以及監控手段在美國被使用的方式。但在中國，中共不受這些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