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來，香港華人的民族感情通常在中國人民遭遇苦難時最為強烈。這次恐怕也是這樣。民調顯示，自九七以來，2008年是香港人對中國人認同的最高點。有人認為是北京奧運、中國神舟七號上天引發的自豪感，我則認為主要是汶川地震引發的關切之心。
在同情和認同感大增的情勢下，長期批評中共的政治人物，也投入募款行列。《蘋果日報》就將幾天售報所得，全部捐給中國紅十字會。
在這種氛圍下，我提出的「天譴」警示被解讀為「天譴」受難的災民，而受到鋪天蓋地的輿論批判。連某些對中共一向持批評意見的公共知識分子，也加入對我的批判行列。
在群情洶湧之下，有三個人對我的「天譴」論表示支持。一個是黎智英。他雖然義賣《蘋果日報》，捐錢給汶川地震，但有一天他與一位旅港朋友約我吃飯，明白地說：「天譴」論哪有什麼不對？他是報館裡唯一跟我說這話的人。另一是我太太麗儀，她說：根本就是「天譴」。官員藉天災撈錢，香港捐這麼多錢，會有多少真正落在災民手上？「我一塊錢也不捐」。還有一個是作家陶傑，他用筆名寫文章支持「天譴」論，甚且進一步說，即使說「天譴」人民也沒有錯，因為容忍一個無道的政府，人民也是「共業」。
他的說法，與2011年日本福島大地震後，日本作家石原慎太郎所說不謀而合。石原說：「日本人過於偏重自我，凡事都以私欲為主。地震是對日本人墮落的巨大警戒。透過這次海嘯清洗這些執著。我覺得或許是所謂天譴。」
石原的「天譴日本人」論沒有引起日本社會的憤怒，反而帶來公眾的自省。他隨後即當選了東京都知事。
這是我自從江南案之後，再一次面對群情洶湧的糾結。我挺過來了。而五年後的雅安地震，形勢出現大顛倒，香港人發起「一毛錢不捐」運動。「天譴」論也無人再批評。只有地下黨員的梁振英會時而拿來說事。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