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全球化之下成為世界工廠，發票、論文、證照…什麼都能賣，地下經濟蓬勃，香港就成了大陸人的洗錢天堂。
失敗者回憶錄175：從論壇輝煌歲月看中國
接任《蘋果》論壇版主編後，我一方面向一些我認識的好手約稿，如居美的孔捷生、殷惠敏等人；另方面為了讓這個版較為大眾化，盡可能選用一些寫得輕鬆也讓人看得輕鬆的文章，設立以一百字為限吸引讀者廣泛來稿的「一針集」。排除一些純屬政治表態的從政人士的沉悶稿件。很快，社長董橋對我說，論壇打出名堂了。
也有過小風波。曾經因為同屬壹傳媒的週刊發表一張藝人的八卦照片，被《蘋果》的對手挑撥，組織了一批批藝人和婦女團體在壹傳媒大樓外聚集，掛橫額呼口號向壹傳媒辱罵抗議。壹傳媒怯於群情，沒有回應。
這時董橋轉給我一篇蔣芸寫的文章，反駁這些藝人的虛偽和小題大做。我以頭條發刊。當晚，我的助理來告訴我，說報館高層有意見，要抽這篇稿。我當即打電話給已經下班的黎智英，說我可以傳這篇稿給他看，若他也認為要抽，我會另選一文補上，但明日起，請他另找人接手編這個版。黎說文章不必傳給他看，也絕不能抽，他會立即同編輯高層溝通。事情就如此解決。從此，就再也沒有高層干預我的編務了。
但是，外界仍有些人，通過報館高層人脈，要我刊登他們的文章。我的回應是請他們直接把稿件發去論壇的網址，我會視文章的質素做取捨。
許多較少在其他報紙或網頁出現的作者，被我們發現原來是寫作好手，觀點獨特，文采斐然。也有些政治取向與《蘋果》的主流意識不同的作者，如鍾祖康、李德成、盧斯達等向論壇投稿，我也都取用，有時還將他們的文章作版面的重點處理。
論壇的網頁也吸引了中國大陸的作家來稿，寫得較多的是曾經寫過《討伐中宣部》的焦國標，一位以「北方可可」署名的作者提供較多生動的時評。此外，著名的劉曉波、西藏女作家唯色，和體制內的劉心武也有來稿。
但論壇網頁最令我吃驚的，不是這些來稿，而是許多大陸人藉這個網頁賣廣告。可能那時中國的網軍還不知道forum@appledaily.com 是什麼東東，沒有屏蔽，一些大陸人就在這裡兜售他們的產品。什麼產品呢？絕大部分是「發票」，因為在中國，發票是不能公開出售的。因此賣「發票」，就是為各階層人士提供報賬領錢的工具。
更離譜的是出售碩士、博士的論文，寫明並非抄襲，保證過關。還有更恐怖的是出售駕駛執照、會計執照、大專畢業證書，包括醫學院的畢業證書。發票是否真能報賬，論文是否抄襲，執照、證書是否真有效，都已經不是重點，而是既有供應，就證明有市場。
中國在全球化之下成為世界工廠，形成政治專權、市場開放的權貴資本主義。在這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共領導層不再避諱自己的子女親屬掌管能源、金融、交通、航運等民生商業重鎮的角色。在權貴資本主義氾濫下，社會貪污腐敗已經成為人們的日常，道德、專業、人與人的信任蕩然無存。
從論壇網頁的大量兜售發票、證書之類，可見中國的地下經濟極為蓬勃。看病給醫生的紅包、家長給老師的紅包，買賣執照、證書的獲利，都不會被GDP計算在內。一個縣級銀行分行的主管，被揭發貪污竟然過億元。
中國官員、企業主管以至地方的小官，他們都需要洗錢，也就是把見不得光的錢，經過合法金融操作，「洗淨」為看似合法的資金。
香港在2004、05年之後，就成為大陸人洗錢的天堂。具體操作是在香港設立一間有限公司，以買空賣空的方式聲稱賺了大筆錢，比如買進大批鐵礦石，轉賣到另一國家，賺了一億。但買賣都只是單據，並無實物。於是黑錢得以洗淨，成本就是繳交香港利得稅的最高稅率16.5%。
香港自1997年金融風暴後連年受財政赤字困擾。但從2004年開始，財政就轉虧為盈，接著十多年都有盈餘，而且盈餘較預算多得多。原因就是公司利得稅年年暴增。實際上就是由於大陸人大量在香港設公司洗錢所致。
曾蔭權擔任特首時期，據聞他曾經考慮過把商業利得稅減少一個百分點，使香港更具競爭力。但被中央叫停。傳聞中央叫停的原因，是中國受到中南美洲一些洗錢國家的壓力，這些國家抱怨香港洗錢成本太低，搶了他們的生路。中國出於外交原因，阻止香港的利得稅下調。這是我聽來的內幕消息。
不管這消息的可信程度如何，中共各級領導層不可能不知道整個中國社會的運作已經離不開貪腐這個潤滑劑，而香港也是所有權貴洗錢和轉移財產的最方便和成本最低的地方。
中國社會已經徹底變了。對中共掌權者而言，香港還要實行一國兩制，但不是有利於國家的一國兩制，而是有利於權貴的一國兩制。因此，必須去掉一國兩制中對權貴不利的規則，並力阻香港人建立一個保護原有規則的制度。這是九七後十年香港一國兩制面對的改變。
失敗者回憶錄176：「天譴」論惹的禍
「日本人過於偏重自我，凡事都以私欲為主。地震是對日本人墮落的巨大警戒。透過這次海嘯清洗這些執著。我覺得或許是所謂天譴。」─石原慎太郎
2007年，我除了主編論壇版，也開始寫「蘋論」，即《蘋果日報》的社論。「蘋論」從週一至週六，由兩、三人輪寫，我每週寫二或三篇。寫社論者毋須相互交流，老闆、社長、總編也不過問。總之，輪到誰寫，就自己選題和發揮。我對這工作很認真和費心思，不僅用本名發表，也力求每篇都有新意。
2008年我為汶川地震寫的一篇「蘋論」，一時成為眾矢之的，引起香港輿論界和《蘋果》讀者來信來稿討伐。而我在眾聲喧嘩中，難免感到忐忑不安。一方面想要不要寫另一文章做些補救，另方面也想到必須忠於自己、不畏群情。我沒有屈服。
汶川地震發生在5月12日。那天直到夜晚，都只知道震級極高，傳聞達到8.2級，受災人數和死亡人數尚未得知。我思考怎樣寫翌日的「蘋論」。我想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國學大師徐復觀寫過一篇文章，他說對於地震，我們既要有科學的，也要有非科學的觀察角度。科學的不用說了，什麼是非科學的觀察角度呢？那就是古代常有人以自然災害來表示上天對帝王的「天譴」，作為對帝王的約制手段。
所謂「天譴」，就是指在專權政治之下，老百姓的疾苦，帝王可以不理；賢臣的規勸，帝王可以不聽甚至將進諫之臣治罪。但老天爺的警告，你不可以不聽了吧！地震就是老天爺的警告。這種非科學的「天譴」論，常發生在帝王得意忘形之時，它能迫使帝王將他的殘暴統治略為收斂，甚至下一個「罪己詔」，採取一些利民措施。在黑不見天的日子裡，這種非科學的論述，不能不說是對於約制帝王的權力，發生過一點效用。
我在「蘋論」中說，「天譴」論是沒有科學根據的。但據聞現在中南海的要人，頗有些人相信風水、命相、術數。如果他們能夠因這次地震而想一下，今年由年初的雪災，到膠濟鐵路的火車相撞，和這次的地震，是否有不祥之兆？若再反省一下：三月發生的西藏大規模騷亂事件、貪污在全國全社會蔓延、拘捕異見人士，以及中國在世界各地傳遞奧運聖火，每到一處就引來當地關注中國人權人士的示威抗議，苛政劣政是否人民災難之源？如果他們能夠像古代帝王那樣因大地震而想到「天譴」，想到「罪己」，去除或減少苛政，也算是積德消災吧。
全篇文章講的「天譴」，指明這是對掌權者的非科學的警示，而不是「天譴」災民。但當時香港在左派輿論的鼓動下，市民基於對災民的同情，不讀文章，不究底里，人云亦云，簡單地認為我把地震說成是「天譴」，就是無同情心、冷血、惡毒。
當時中共改變了過去對唐山地震的封閉和拒絕外來救援的做法，容許香港及外國記者採訪，亦接受全球救援和各界捐款。災民的慘況，在香港得以廣泛報導。牽動了香港居民的情緒，積極捐錢捐物資。
據統計，救援汶川地震，香港立法會撥款90億港元、賽馬會捐款10億港元、民間捐款130億港元，合共約220億港元。遠遠超過歷年來對所有災害的捐款數字。1991年華東水災時香港政府捐0.5億、香港民間捐了6億。
清末以來，香港華人的民族感情通常在中國人民遭遇苦難時最為強烈。這次恐怕也是這樣。民調顯示，自九七以來，2008年是香港人對中國人認同的最高點。有人認為是北京奧運、中國神舟七號上天引發的自豪感，我則認為主要是汶川地震引發的關切之心。
在同情和認同感大增的情勢下，長期批評中共的政治人物，也投入募款行列。《蘋果日報》就將幾天售報所得，全部捐給中國紅十字會。
在這種氛圍下，我提出的「天譴」警示被解讀為「天譴」受難的災民，而受到鋪天蓋地的輿論批判。連某些對中共一向持批評意見的公共知識分子，也加入對我的批判行列。
在群情洶湧之下，有三個人對我的「天譴」論表示支持。一個是黎智英。他雖然義賣《蘋果日報》，捐錢給汶川地震，但有一天他與一位旅港朋友約我吃飯，明白地說：「天譴」論哪有什麼不對？他是報館裡唯一跟我說這話的人。另一是我太太麗儀，她說：根本就是「天譴」。官員藉天災撈錢，香港捐這麼多錢，會有多少真正落在災民手上？「我一塊錢也不捐」。還有一個是作家陶傑，他用筆名寫文章支持「天譴」論，甚且進一步說，即使說「天譴」人民也沒有錯，因為容忍一個無道的政府，人民也是「共業」。
他的說法，與2011年日本福島大地震後，日本作家石原慎太郎所說不謀而合。石原說：「日本人過於偏重自我，凡事都以私欲為主。地震是對日本人墮落的巨大警戒。透過這次海嘯清洗這些執著。我覺得或許是所謂天譴。」
石原的「天譴日本人」論沒有引起日本社會的憤怒，反而帶來公眾的自省。他隨後即當選了東京都知事。
這是我自從江南案之後，再一次面對群情洶湧的糾結。我挺過來了。而五年後的雅安地震，形勢出現大顛倒，香港人發起「一毛錢不捐」運動。「天譴」論也無人再批評。只有地下黨員的梁振英會時而拿來說事。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