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為汶川地震寫的一篇「蘋論」，一時成為眾矢之的，引起香港輿論界和《蘋果》讀者來信來稿討伐。而我在眾聲喧嘩中，難免感到忐忑不安。一方面想要不要寫另一文章做些補救，另方面也想到必須忠於自己、不畏群情。我沒有屈服。
汶川地震發生在5月12日。那天直到夜晚，都只知道震級極高，傳聞達到8.2級，受災人數和死亡人數尚未得知。我思考怎樣寫翌日的「蘋論」。我想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國學大師徐復觀寫過一篇文章，他說對於地震，我們既要有科學的，也要有非科學的觀察角度。科學的不用說了，什麼是非科學的觀察角度呢？那就是古代常有人以自然災害來表示上天對帝王的「天譴」，作為對帝王的約制手段。
所謂「天譴」，就是指在專權政治之下，老百姓的疾苦，帝王可以不理；賢臣的規勸，帝王可以不聽甚至將進諫之臣治罪。但老天爺的警告，你不可以不聽了吧！地震就是老天爺的警告。這種非科學的「天譴」論，常發生在帝王得意忘形之時，它能迫使帝王將他的殘暴統治略為收斂，甚至下一個「罪己詔」，採取一些利民措施。在黑不見天的日子裡，這種非科學的論述，不能不說是對於約制帝王的權力，發生過一點效用。
我在「蘋論」中說，「天譴」論是沒有科學根據的。但據聞現在中南海的要人，頗有些人相信風水、命相、術數。如果他們能夠因這次地震而想一下，今年由年初的雪災，到膠濟鐵路的火車相撞，和這次的地震，是否有不祥之兆？若再反省一下：三月發生的西藏大規模騷亂事件、貪污在全國全社會蔓延、拘捕異見人士，以及中國在世界各地傳遞奧運聖火，每到一處就引來當地關注中國人權人士的示威抗議，苛政劣政是否人民災難之源？如果他們能夠像古代帝王那樣因大地震而想到「天譴」，想到「罪己」，去除或減少苛政，也算是積德消災吧。
全篇文章講的「天譴」，指明這是對掌權者的非科學的警示，而不是「天譴」災民。但當時香港在左派輿論的鼓動下，市民基於對災民的同情，不讀文章，不究底里，人云亦云，簡單地認為我把地震說成是「天譴」，就是無同情心、冷血、惡毒。
當時中共改變了過去對唐山地震的封閉和拒絕外來救援的做法，容許香港及外國記者採訪，亦接受全球救援和各界捐款。災民的慘況，在香港得以廣泛報導。牽動了香港居民的情緒，積極捐錢捐物資。
據統計，救援汶川地震，香港立法會撥款90億港元、賽馬會捐款10億港元、民間捐款130億港元，合共約220億港元。遠遠超過歷年來對所有災害的捐款數字。1991年華東水災時香港政府捐0.5億、香港民間捐了6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