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暴力創傷」的樣態無法被明確定義，但在心理專業、長期陪伴精神病人的張先甫看來，要談政治暴力創傷的第一步就是先把這個詞說出來，人們才可能意識到──例如一個家暴目睹兒可能從小看著雙親衝突、內心滿滿是傷，但直到「家暴目睹兒」這詞被指認出來，孩子內心的問題才可能得到一個方向、有機會知道自己發生了什麼。
療傷這件事情絕非立刻說我有傷、被人傾聽、被理解，光是要「意識」到自己有創傷並說出來已是極大的進展，這也是張先甫強調先把名詞提出來的原因：「為什麼要把政治暴力創傷拿出來講，是為了填補台灣消失的一塊，如果不講、我們都不知道那是什麼，說出來，我們也會多一份掌握去面對受難者、面對我們碰到的事。」
「如果現有體制幫不到他們，他們會更覺得無法被幫助、難以信任」
該如何指認出長輩的傷、從而療癒？如今台灣由學者彭仁郁為起點、引入「政治暴力創傷」概念與相關研究，2018年促轉會上路後也有「重建社會信任組」處理受難長輩們的心理議題，2020年促轉委員王增勇更宣告「政治受難家庭照顧服務」上路，以長照服務為契機讓長輩可能願意接觸政府、一步步陪伴，在促轉會於2022年5月結束運作後，相關業務也將移交衛福部繼續運行。
從長照出發或許立意良好，但在陳慧瑛一家的經驗，這模式確實也有一些限制，第一困難的就是求助。「要承認自己不好，是很困難的事情……這對很多已經活下來的長輩可能是一種負擔，長輩原本就對政府有抗拒、甚至是原本在體制外改革的，他被關10幾年、活下來了、在社會上重新生活到現在，結果現在政府說『你有受難經驗，我要來幫你』，他不太可能承認。」張先甫說。
即便家人有意接受長照服務，當整個系統面對的是一個傷痕累累、極度抗拒與不信任人的受難長輩，也有不少環節要注意，陳慧瑛說陪伴爸爸的過程處理更多是人的連結，工作者需要更高的敏感度、隨時溝通。
個管師郝柏瑋說，他是經過半年旁聽才開始接觸陳父的，一開始案女（陳慧瑛）有找一些工作者聊家裡的事、慢慢側面了解，而後才經學者彭仁郁引介到陳家裡。陳父的反應跟郝柏瑋預想不一樣、沒有直接趕人出去，因為彭仁郁介紹說的是「想了解白色恐怖的晚輩」、「剛好在學心理學跟復健」，陳父對熟人介紹、可以替自己看看身體的晚輩們可能沒有太大抗拒感。
但「不排斥」不等於信任，郝柏瑋就直說：「我覺得信任滿難的。」工作者進入陳家的方式是一個拉一個，陳慧瑛帶彭仁郁、彭仁郁帶專業工作者、工作者再帶其他工作者，郝柏瑋進入後的作法是讓長輩帶領方向，都先讓長輩先說他想說的，任何措施也會經過事前說明、取得確認，例如打疫苗就必須很注意：「長輩過去有受過身體注射酷刑，所以打疫苗時我們也要跟他說打了會刺刺的、為什麼、後續可能會怎樣、護理師是誰、去什麼醫院，這樣做完以後他有正向經驗的話，他會更相信你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