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的身體被剝奪控制權，你無法救你自己、怎麼努力都沒有用，刑求不只是身體的疼痛、也瓦解了人對世界的理解，甚至你唯一跟人有接觸是有特務來刑求你時，你過往跟人的互動經驗被破壞了……」
反覆蝕刻半世紀的傷，該怎麼平復？如今年約30歲的陳慧瑛看似生長於民主時代，其成長卻與台灣50年前的傷痛緊密嵌合──小時候，爸爸每天必定花1–2小時檢查門窗、每通電話錄音、不讓孩子交朋友、從小把孩子用棉被綁起來睡覺；陳慧瑛曾經不懂爸爸怒吼「妳會害慘整個家」是什麼意思，直到高中媽媽一句「爸爸生病了，你們知道嗎」，她一步步知道爸爸還活在最痛苦的過去，那段蒙受冤獄、刑求、失去自由、人生破滅的白色恐怖。
那個曾經意氣風發的台大青年因為一場冤獄徹底被擊潰，逃亡被捕、酷刑拷問、強光照射不得入睡、被注射，恐懼不因出獄而終結，而是不斷綿延到晚年。陳慧瑛看見的狀況之一是，爸爸不信任醫生也不相信任何人，就連在路邊跌倒有路人幫忙、爸爸也覺得他們一定是特務，「那兩個人一定有問題。」
儘管台灣於2017年底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2022年5月份促轉會結束並提出總結報告，被遺留在數十年前時空的長輩們依然在疼痛，而國家如何在促轉會停擺後持續善待這些受苦靈魂，也關乎真正的「正義」能否實現。
「醫院其實滿像監獄的…」窗戶全關、禁止妻子工作 父親晚年送醫成最大難題
2021年，「台灣政治暴力創傷跨專業療遇協會」正式成立，由心理、社工、醫護、職能治療等不同領域工作者組成。「政治暴力創傷」聽起來很抽象，但這些傷痕卻真實留存於受難者人生數十年、甚至緊緊跟隨著後代子女的成長，協會理事陳慧瑛的童年，就覆上了父親1967年捲入「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案」的綿延陰影──一群單純想將黨外人士送進國會的青年被誣指要放炸藥叛亂，原先是台大菁英的陳父人生驟變，雖出獄後有了家庭、老年得子，風暴依然未停。
陳慧瑛說小時候其實不知道爸爸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但如今她說出來的童年，確實讓人難以理解──爸爸不工作也不准媽媽外出工作、說媽媽出去會害死整個家，雙親離婚後孩子只能叫媽媽「瘋女人」，爸爸還聲稱自己滿口假牙是因為被媽媽敲到滿口鮮血、牙齒掉光；兩個孩子也不能跟同學有任何交流、吵著要去畢業旅行爸爸會暴怒「你們會害死整個家」，爸爸甚至聲稱怕孩子踢被子，把兩個孩子用棉被捲起來再用繩子綑好，他們小時候就是這樣睡覺。
「爸爸生病了，你們知道嗎？」高中時媽媽這句話，陳慧瑛起初聽了很憤怒，但隨著上大學學習越多，她理解爸爸是真的生病了──媽媽當然不會敲掉爸爸滿口牙齒、那是爸爸遭受政府刑求的場面，爸爸害怕有人監聽、不敢明說那是國民黨政府做的，陳慧瑛就親自去追尋探索爸爸發生的事，接觸爸爸的案友、2010年起更廣泛接觸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受難者。
於是當爸爸需要長照服務時，陳慧瑛就知道一定要非常小心──評估過程有各種人會進到家裡來，陳慧瑛就會一個個跟爸爸確認告知有誰要進來，同時也會跟照顧管理專員、居服員、督導一個個說清楚爸爸的狀況，否則在爸爸依然時刻擔心有特務的情況下，單純讓外人進來煮飯掃地都會變得相當困難。
「你不能跟他說這些人是政府派來的，連說是醫生派來的他都會不信任。」即便爸爸已經能接受有外人在家裡，2020年爸爸住院，對陳慧瑛來說也還是極大挑戰。那時爸爸連續發燒多日卻不願去看醫生，陳慧瑛請弟弟帶他去看家醫科做檢查、又進急診室進行一連串治療，爸爸就失控認為「一定是弟弟跟醫師策劃好的」；儘管後來住院時幸運找到能配合爸爸狀況的看護，看護也看見爸爸隨時恐懼、想知道對方是誰這是哪裡，「醫院其實滿像監獄的，很像他當年在留質室獨自一人的狀況……」直到走完整個療程，爸爸才對醫院有稍微的信任。
後來進入陳慧瑛家中的協會成員、職能治療師N（化名）發現，刑求不只留下陳父對外缺乏安全感的狀況，也清晰可見陳父血壓偏高、落差幅度極大──血壓數值不一定是刑求關押直接造成的，但長輩確實長期沒有機會去處理受難的創傷，所以恐懼感會不斷累積，容易誤解有人要害他、誤解後又更害怕，整個神經系統對外界都處在相當緊張的狀態。
「酷刑也導致他失去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感，這在青壯年可能不明顯，但現在長輩行走都無法自主控制，他焦慮感會更大……他跌倒一次以後對自己走路會特別緊張，他很想走，但很怕走。」這是個管師郝柏瑋見到的。
受難經驗讓陳父對人、甚至對自身狀態的信任感都斷裂了，郝柏瑋最初造訪陳家就意識到，陳父一年四季窗戶全關、怕別人探看，當陳父對個管師與職能治療師有信任度了，他也會提醒年輕人出去不要談政治、「現在還是會被他們（特務）聽到」，對於自身在牢獄中的經歷也是幾乎不提；即便陳父知道進入家中的醫療與長照人員是來幫忙的，他在外人造訪前一天依然會明顯身心惡化，無法好好吃東西、容易跌倒，孩子要替獨居父親裝上安全監測攝影機當然也必須經過一番苦戰，他時刻在恐懼。
「你無法救你自己、怎麼努力都沒有用」白色恐怖陰影纏繞數十年 今日連「說出來」都成困難
控制子女、隨時活在被監控的恐懼、對就醫與外人感到恐慌，這些或許都是陳父經歷刑求牢獄後留下的創傷，但從「台灣政治暴力創傷跨專業療遇協會」理事長張先甫的分享也可知，台灣要談政治暴力創傷的難題之一，是此刻已距離長輩受難數十年之久，可能連本人都不見得能意識到自己受到哪些影響、哪些行為是因為政治暴力創傷而發生。
「他們不是受創以後隔年就去治療，而是已經生活了很多年、有自己去應對傷痕的方式──為了活下來，可能要讓自己忘記、不跟家人講、獨自面對，可能產生心理防衛、可能為了生存去否認，台灣受難者的反應跟國外所謂的政治暴力創傷其實有差距，大家都表現得很幽微，我們也常聽前輩講『不會啦』、『沒事啦』……」張先甫說。
陳慧瑛說，政治暴力創傷不像骨折以後打鋼釘這樣明確的結果，「他現在所有行為狀態一定是在人生中累積出來的，好像不能直接說過去因為受難就是個痕跡，特別是創傷……」職能治療師N則說，一個受難者要認知到創傷與政治暴力有關不容易，這個人不只要察覺到自己有脆弱的情緒，還要能承認自身真的有脆弱、還可以跟別人談論、知道把這些講出來是安全的，這過程很不容易。
從接觸爸爸同案難友、2010年參與轉型正義相關民間活動認識更多受難者至今，陳慧瑛說創傷大部份不是外表能看出來的、就像她也要表明身份才有人知道她是「二代」，但受難者確實有些常見狀況，最明顯是對人與人的距離失去掌握感。
例如白色恐怖受難者之子S，雖然是個口條清晰、情緒冷靜而穩定的長輩，陳慧瑛有感受到，談話過程長輩S還是會反反覆覆試探立場；又例另一受難者之子H，雖然長輩願意分享一些故事，真的要請他出席演講時可能會反反覆覆、一下說好一下不要，「他可能也不一定知道自己為什麼反覆，直到某一天他終於說：國民黨還在啊、還在監控我們。」
對人與人的距離失去掌握感，不只可能造成疏離、也可能造成過度控制，陳慧瑛與弟弟從小被爸爸控制的遭遇在受難者的家庭並非個案。曾有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妻子嘆「以前你坐國民黨的牢，現在是我陪你坐牢」，陳慧瑛也曾聽過一名受難者二代被緊緊控制，「媽媽會一直抓著她，假如離太遠，媽媽會情緒勒索讓她回來，我爸也會給我那感覺……對身邊的人控制、對其他人疏離，這也是對人的信任、對關係的信任被破壞。」
看著爸爸的狀況，陳慧瑛會想到一個政治犯失去自由、無法接觸其他人、在暗處不知時間流逝、不知何時被叫出去的感觸──當一個人唯一能跟人接觸的時間是被特務叫出去刑求，這正徹底破壞了一個人對世界的感覺，「你的身體也被剝奪控制的權力，你無法救你自己、怎麼努力都沒有用，這遭遇會改變自己的世界跟理解，那些東西也可能成為你未來對待家人的依據。」
失眠、惡夢是較容易被理解的創傷表現，但陳慧瑛深知遺憾是更難察覺與說出來的，例如爸爸曾經想當外交官卻夢想破滅、原住民受難者二代被迫離開部落回不了家，甚至還會產生自責感，「我爸也會說，他覺得一切的錯就是去當老師……」
「政治暴力創傷」的樣態無法被明確定義，但在心理專業、長期陪伴精神病人的張先甫看來，要談政治暴力創傷的第一步就是先把這個詞說出來，人們才可能意識到──例如一個家暴目睹兒可能從小看著雙親衝突、內心滿滿是傷，但直到「家暴目睹兒」這詞被指認出來，孩子內心的問題才可能得到一個方向、有機會知道自己發生了什麼。
療傷這件事情絕非立刻說我有傷、被人傾聽、被理解，光是要「意識」到自己有創傷並說出來已是極大的進展，這也是張先甫強調先把名詞提出來的原因：「為什麼要把政治暴力創傷拿出來講，是為了填補台灣消失的一塊，如果不講、我們都不知道那是什麼，說出來，我們也會多一份掌握去面對受難者、面對我們碰到的事。」
「如果現有體制幫不到他們，他們會更覺得無法被幫助、難以信任」
該如何指認出長輩的傷、從而療癒？如今台灣由學者彭仁郁為起點、引入「政治暴力創傷」概念與相關研究，2018年促轉會上路後也有「重建社會信任組」處理受難長輩們的心理議題，2020年促轉委員王增勇更宣告「政治受難家庭照顧服務」上路，以長照服務為契機讓長輩可能願意接觸政府、一步步陪伴，在促轉會於2022年5月結束運作後，相關業務也將移交衛福部繼續運行。
從長照出發或許立意良好，但在陳慧瑛一家的經驗，這模式確實也有一些限制，第一困難的就是求助。「要承認自己不好，是很困難的事情……這對很多已經活下來的長輩可能是一種負擔，長輩原本就對政府有抗拒、甚至是原本在體制外改革的，他被關10幾年、活下來了、在社會上重新生活到現在，結果現在政府說『你有受難經驗，我要來幫你』，他不太可能承認。」張先甫說。
即便家人有意接受長照服務，當整個系統面對的是一個傷痕累累、極度抗拒與不信任人的受難長輩，也有不少環節要注意，陳慧瑛說陪伴爸爸的過程處理更多是人的連結，工作者需要更高的敏感度、隨時溝通。
個管師郝柏瑋說，他是經過半年旁聽才開始接觸陳父的，一開始案女（陳慧瑛）有找一些工作者聊家裡的事、慢慢側面了解，而後才經學者彭仁郁引介到陳家裡。陳父的反應跟郝柏瑋預想不一樣、沒有直接趕人出去，因為彭仁郁介紹說的是「想了解白色恐怖的晚輩」、「剛好在學心理學跟復健」，陳父對熟人介紹、可以替自己看看身體的晚輩們可能沒有太大抗拒感。
但「不排斥」不等於信任，郝柏瑋就直說：「我覺得信任滿難的。」工作者進入陳家的方式是一個拉一個，陳慧瑛帶彭仁郁、彭仁郁帶專業工作者、工作者再帶其他工作者，郝柏瑋進入後的作法是讓長輩帶領方向，都先讓長輩先說他想說的，任何措施也會經過事前說明、取得確認，例如打疫苗就必須很注意：「長輩過去有受過身體注射酷刑，所以打疫苗時我們也要跟他說打了會刺刺的、為什麼、後續可能會怎樣、護理師是誰、去什麼醫院，這樣做完以後他有正向經驗的話，他會更相信你一點。」
職能治療師N則說，長輩經歷長期的恐懼、到現在才有轉型正義，可以清楚看到長輩對陌生人進入家中還是會警戒緊張、做身體檢查被固定四肢會眼眶泛淚，這時工作者也必須意識到長輩狀況、協助緩和身體狀態。
更重要的是，這照顧是很難走「純分工」的，例如N是職能治療師、負責的是長輩身體狀態，但如果長輩突然想講些過往遭遇卻被說「等心理師來再講喔」，長輩可能就再也不會開口了，照顧隨時都要有敏感度。郝柏瑋也說，彼此的專業很難壁壘分明，郝柏瑋必須跟職能治療師N還有居服員分享一些心理學概念、N也要分享一些復健的事，「你不能只涵蓋你的職種，要是一些跨專業的綜合體。」
此外，團隊也會有大量聯繫溝通，包括案家與長照資源、家庭成員、促轉會、其他專業人員、居服員等，郝柏瑋說這溝通成本可能是過往10倍以上，但也相當重要，「如果不細緻，就會造成很多誤解跟錯接。」工作時間也很難像過往一樣心理師固定在特定場所等患者來，郝柏瑋說他們甚至有點形成「類家人」，長輩有事會找他商量、幫忙開車拿藥接出院，「你會做，是因為他們的信任。」也因此，傳統長照太過「目的性」的作法是無法確實照顧到長輩的，N就說：「如果現有體制幫不到他們，他們會更覺得無法被幫助、難以信任。」
也因此，當訴求一致性與效率的衛福部接掌受難者療癒與長照服務，就不一定能有這些空間。在陳慧瑛看來，一般長照工作者其實也可以視個案情況去調整，而衛福部也應思考受難者特性、跳脫既有社福模式，這可以透過培訓來提升工作者敏感度，也可以考慮跳脫中央統籌、由各縣市政府進行，或由一個類似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的公法人基金會去支撐。
儘管療傷很難，陳慧瑛最後也說，提供協助不意味著有需求、要被幫忙的人是弱的，「給個案力量、給他資源，他們同時也會給我們很多的學習，我不覺得這是一種標籤、不好的東西。」陪伴受難長輩不只是虧欠，或許，這也是個社會學習善待人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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