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能治療師N則說，長輩經歷長期的恐懼、到現在才有轉型正義，可以清楚看到長輩對陌生人進入家中還是會警戒緊張、做身體檢查被固定四肢會眼眶泛淚，這時工作者也必須意識到長輩狀況、協助緩和身體狀態。
更重要的是，這照顧是很難走「純分工」的，例如N是職能治療師、負責的是長輩身體狀態，但如果長輩突然想講些過往遭遇卻被說「等心理師來再講喔」，長輩可能就再也不會開口了，照顧隨時都要有敏感度。郝柏瑋也說，彼此的專業很難壁壘分明，郝柏瑋必須跟職能治療師N還有居服員分享一些心理學概念、N也要分享一些復健的事，「你不能只涵蓋你的職種，要是一些跨專業的綜合體。」
此外，團隊也會有大量聯繫溝通，包括案家與長照資源、家庭成員、促轉會、其他專業人員、居服員等，郝柏瑋說這溝通成本可能是過往10倍以上，但也相當重要，「如果不細緻，就會造成很多誤解跟錯接。」工作時間也很難像過往一樣心理師固定在特定場所等患者來，郝柏瑋說他們甚至有點形成「類家人」，長輩有事會找他商量、幫忙開車拿藥接出院，「你會做，是因為他們的信任。」也因此，傳統長照太過「目的性」的作法是無法確實照顧到長輩的，N就說：「如果現有體制幫不到他們，他們會更覺得無法被幫助、難以信任。」
也因此，當訴求一致性與效率的衛福部接掌受難者療癒與長照服務，就不一定能有這些空間。在陳慧瑛看來，一般長照工作者其實也可以視個案情況去調整，而衛福部也應思考受難者特性、跳脫既有社福模式，這可以透過培訓來提升工作者敏感度，也可以考慮跳脫中央統籌、由各縣市政府進行，或由一個類似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的公法人基金會去支撐。
儘管療傷很難，陳慧瑛最後也說，提供協助不意味著有需求、要被幫忙的人是弱的，「給個案力量、給他資源，他們同時也會給我們很多的學習，我不覺得這是一種標籤、不好的東西。」陪伴受難長輩不只是虧欠，或許，這也是個社會學習善待人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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