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不是受創以後隔年就去治療，而是已經生活了很多年、有自己去應對傷痕的方式──為了活下來，可能要讓自己忘記、不跟家人講、獨自面對，可能產生心理防衛、可能為了生存去否認，台灣受難者的反應跟國外所謂的政治暴力創傷其實有差距，大家都表現得很幽微，我們也常聽前輩講『不會啦』、『沒事啦』……」張先甫說。
陳慧瑛說，政治暴力創傷不像骨折以後打鋼釘這樣明確的結果，「他現在所有行為狀態一定是在人生中累積出來的，好像不能直接說過去因為受難就是個痕跡，特別是創傷……」職能治療師N則說，一個受難者要認知到創傷與政治暴力有關不容易，這個人不只要察覺到自己有脆弱的情緒，還要能承認自身真的有脆弱、還可以跟別人談論、知道把這些講出來是安全的，這過程很不容易。
從接觸爸爸同案難友、2010年參與轉型正義相關民間活動認識更多受難者至今，陳慧瑛說創傷大部份不是外表能看出來的、就像她也要表明身份才有人知道她是「二代」，但受難者確實有些常見狀況，最明顯是對人與人的距離失去掌握感。
例如白色恐怖受難者之子S，雖然是個口條清晰、情緒冷靜而穩定的長輩，陳慧瑛有感受到，談話過程長輩S還是會反反覆覆試探立場；又例另一受難者之子H，雖然長輩願意分享一些故事，真的要請他出席演講時可能會反反覆覆、一下說好一下不要，「他可能也不一定知道自己為什麼反覆，直到某一天他終於說：國民黨還在啊、還在監控我們。」
對人與人的距離失去掌握感，不只可能造成疏離、也可能造成過度控制，陳慧瑛與弟弟從小被爸爸控制的遭遇在受難者的家庭並非個案。曾有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妻子嘆「以前你坐國民黨的牢，現在是我陪你坐牢」，陳慧瑛也曾聽過一名受難者二代被緊緊控制，「媽媽會一直抓著她，假如離太遠，媽媽會情緒勒索讓她回來，我爸也會給我那感覺……對身邊的人控制、對其他人疏離，這也是對人的信任、對關係的信任被破壞。」
看著爸爸的狀況，陳慧瑛會想到一個政治犯失去自由、無法接觸其他人、在暗處不知時間流逝、不知何時被叫出去的感觸──當一個人唯一能跟人接觸的時間是被特務叫出去刑求，這正徹底破壞了一個人對世界的感覺，「你的身體也被剝奪控制的權力，你無法救你自己、怎麼努力都沒有用，這遭遇會改變自己的世界跟理解，那些東西也可能成為你未來對待家人的依據。」
失眠、惡夢是較容易被理解的創傷表現，但陳慧瑛深知遺憾是更難察覺與說出來的，例如爸爸曾經想當外交官卻夢想破滅、原住民受難者二代被迫離開部落回不了家，甚至還會產生自責感，「我爸也會說，他覺得一切的錯就是去當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