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年專文:詩人寫不出痛感 是不道德的

2015-03-16 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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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這片土地,也應該感謝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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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長詩意的土地,怎麼好種菊花?埋骨頭?

〈八〉

我可能是第一個採訪她的,為了寫編後記。

電話裡,她的聲音雖然很大,但咬字不準,於是改作QQ聊天。她說自己寫字非常吃力,電腦打字好一些。生活在農村,不能幹活,但能走路,只是吊著膀子,姿勢怪異,表情也不太自然,所以,一出門就能收穫同情的目光。她的內心,沒有高牆、銅鎖和狗,甚至連一道籬笆都沒有,你可以輕易地就走進去,然後,可以放心大膽聊她的腦癱,聊她的丈夫和孩子,聊她的愛情觀,聊她的被打。她的智商不僅不低,反而很高,她還是省象棋隊的隊員。

「我相信死亡是公平的,」她笑道,「我相信我是幸福的。」

她的強大、她的力量、她的決絕與她的詩歌《我養的狗,叫小巫》裡展現的完全一致。

她的聲音很好聽,像剝了殼的青筍。

〈九〉

不再相信詩歌的教科書。

在詩歌一線的工作過程中,我看到了太多不一樣的東西。

新世紀以來,新詩正在改良。詩人們開始先繼承傳統,再借鑑西方,而不是先繼承西方,再借鑑傳統。從《詩經》到楚辭,到唐詩,宋詞,元曲,所沉澱下來的傳統,成了當今中國新詩的魂,這種融入到每一個中國人血液裡的類似於基因的物質,也是最能觸動中國人的內心的東西。不僅如此,詩人們還貼著生活去寫,貼著大地去寫,貼著內心去寫。正因為如此,新漢語到今天,才算真正成熟。其標誌就是去除了裝腔作勢的宣傳成分,去除了佶屈聱牙的歐化成分,終於和我們老百姓日常的說話吻合了。現在我們的詩歌語言,和我們酒醉時說的、做愛說的,完全是同一體系的。而以前的詩歌則是那種在大會上、舞台上、課堂上、聚光燈下說的話語體系,需要你衣冠楚楚地說,聲若洪鐘地說,隔靴搔癢地說。換句話說,現在的詩歌語言,能像酒醉後的朋友或者床上的愛人的對白一樣,親切,自然,真誠。這是一種完全從作者的內心裡來,能到讀者內心裡去的正宗的漢語。這也是余秀華詩歌感人的根本原因。

另外,因為詩歌的邊緣化,也從另一方面提升了詩歌的質量,堅持下來寫的,為名為利的因素就少很多,藝術的成分就自然地增加了。我們尊重古人,繼承古人,但不要迷信古人。我在詩歌一線的工作中發現,除了余秀華之外,還有宛西衙內,藍喉,邱籽,吉葡樂,西望長安,王單單,張二棍,唐果,傅蟄,李志勇,黃沙子,八零(有詩為證,可參見我的博客,《劉年薦詩給朋友》系列)。這些人同樣不被人所知,讀讀他們的詩歌就知道,這些名字都應該熠熠生輝的。然而,他們只是冰山一角,遠遠不是當下最有成就的。人生不幸詩家幸,我認為,近十年,中國的新詩成就,已經達到甚至超越了唐或者宋的十年。其實,這也很正常。我們的紙筆在進步,我們的發表管道在進步,我們的語言和思想在解放,我們的寫作人口在成百倍地增加,另外,還有全世界經典作品的技巧和經驗供我們借鑑與運用,且這片大地上從未缺少過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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