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家觀點》探索金融南向新義:強化兩地連結,向下扎根獲認同

2018-05-22 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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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台灣目前新南向政策最大的問題就是政府單位與相關智庫不能深入在地脈絡,這就完全喪失了新南向在這個區域結構轉型的戰略意義了。(資料照,美聯社)

作者認為,台灣目前新南向政策最大的問題就是政府單位與相關智庫不能深入在地脈絡,這就完全喪失了新南向在這個區域結構轉型的戰略意義了。(資料照,美聯社)

金融業南向發展應要與過去有所不同作為,可通過深入在地社會,產生實質共同體概念,來實現「平行外交」效果。

過去2年以來,台灣的南向因為蔡英文總統的提倡又再次沸沸揚揚,但是要理解台灣南向的戰略性位置,必須從一個長時期、大規模的歷史觀點來考察,才能清楚設定台灣南向政策的發展願景,從而制定階段性策略,以及最終端的具體執行細節。這篇文章就依循這樣的順序來申論金融南向應該具備的時代意義。

日治時期的南向角色

在西方力量對亞洲的一路入侵中,只有日本成功地回應其挑戰,並試圖創造一個以日本帝國為首、邦聯式的大東亞共榮圈來進行黃種人與白種人的對決。正是在這個戰略方向上,1936年日本總督小林躋造發表「皇民化、工業化、南

向基地化」的治台三原則,將原本的「工業日本,農業台灣」進一步轉換成「工業台灣,農業南洋」。

這個戰略性發展定義了此後台灣在東亞世界體系的特殊位置:第一、皇民化把台人置於一個「台裔日人」或「日裔台人」的國族認同形構中,而迴異於以日本為民族敵人的中國民族主義歷史脈絡;第二、工業化讓台灣在東亞的經濟發展位階處於一個半邊陲位置,受帝國核心支配,但同時也向東南亞更邊陲地區汲取經濟剩餘;第三、第一點與第二點共同造就了台灣作為以日本帝國為中心的南向基地,在戰後則轉化為東亞雁行發展秩序的第二梯隊位置。

戰後的雁行政經秩序

1947到1948出現的冷戰對峙定義了美國的東亞政策。日本重建計劃由國內的社會政治改革,轉向區域間的權力平衡,也就是建立起一個足以圍堵共產勢力的資本主義陣營。在一個最理想的狀況下,東亞各國不但要能夠成為自給自足的圍堵陣營,以減輕美國的援助負擔,而且在日後還可以轉化為接受美國投資的國際加工基地。

這個區域分工的經濟發展模型在戰後被日本學者與技術官僚如Ippei Yamazawa、Saburo Okita和 Kojima Kjyoshi宣揚成為一個以比較利益為原則,理性而互惠的東亞區域分工體系。他們綜合赤松要(Akamatsu Kaname)在1930年代晚期提出雁飛行發展模式,以及1966年Raymond Vernon的產品生命週期理論(product life cycle),構築成我們所熟悉的東亞雁飛行區域分工秩序理論(flying geese model)。

在這個「大新月灣(the Great Crescent)」裡,東亞資本主義國家被轉化成「半主權國家」(Semi-Sovereign States),在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資本主義運作機制下,它們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日漸繁榮,但卻不具有外交與軍事上的獨立地位;雖然處於同一區域,但是缺乏區域內的制度性連結,互相之間的關係主要取決於他們各自的對美關係而來,因此整個區域的發展方向最終是受制於美國的單邊影響力。這也是為何東亞之所以具有開放區域性(open regionality)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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