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業南向發展應要與過去有所不同作為，可通過深入在地社會，產生實質共同體概念，來實現「平行外交」效果。
過去2年以來，台灣的南向因為蔡英文總統的提倡又再次沸沸揚揚，但是要理解台灣南向的戰略性位置，必須從一個長時期、大規模的歷史觀點來考察，才能清楚設定台灣南向政策的發展願景，從而制定階段性策略，以及最終端的具體執行細節。這篇文章就依循這樣的順序來申論金融南向應該具備的時代意義。
日治時期的南向角色
在西方力量對亞洲的一路入侵中，只有日本成功地回應其挑戰，並試圖創造一個以日本帝國為首、邦聯式的大東亞共榮圈來進行黃種人與白種人的對決。正是在這個戰略方向上，1936年日本總督小林躋造發表「皇民化、工業化、南
向基地化」的治台三原則，將原本的「工業日本，農業台灣」進一步轉換成「工業台灣，農業南洋」。
這個戰略性發展定義了此後台灣在東亞世界體系的特殊位置：第一、皇民化把台人置於一個「台裔日人」或「日裔台人」的國族認同形構中，而迴異於以日本為民族敵人的中國民族主義歷史脈絡；第二、工業化讓台灣在東亞的經濟發展位階處於一個半邊陲位置，受帝國核心支配，但同時也向東南亞更邊陲地區汲取經濟剩餘；第三、第一點與第二點共同造就了台灣作為以日本帝國為中心的南向基地，在戰後則轉化為東亞雁行發展秩序的第二梯隊位置。
戰後的雁行政經秩序
1947到1948出現的冷戰對峙定義了美國的東亞政策。日本重建計劃由國內的社會政治改革，轉向區域間的權力平衡，也就是建立起一個足以圍堵共產勢力的資本主義陣營。在一個最理想的狀況下，東亞各國不但要能夠成為自給自足的圍堵陣營，以減輕美國的援助負擔，而且在日後還可以轉化為接受美國投資的國際加工基地。
這個區域分工的經濟發展模型在戰後被日本學者與技術官僚如Ippei Yamazawa、Saburo Okita和 Kojima Kjyoshi宣揚成為一個以比較利益為原則，理性而互惠的東亞區域分工體系。他們綜合赤松要（Akamatsu Kaname）在1930年代晚期提出雁飛行發展模式，以及1966年Raymond Vernon的產品生命週期理論（product life cycle），構築成我們所熟悉的東亞雁飛行區域分工秩序理論（flying geese model）。
在這個「大新月灣（the Great Crescent）」裡，東亞資本主義國家被轉化成「半主權國家」（Semi-Sovereign States），在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資本主義運作機制下，它們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日漸繁榮，但卻不具有外交與軍事上的獨立地位；雖然處於同一區域，但是缺乏區域內的制度性連結，互相之間的關係主要取決於他們各自的對美關係而來，因此整個區域的發展方向最終是受制於美國的單邊影響力。這也是為何東亞之所以具有開放區域性（open regionality）的根本原因。
台灣新南向基本情勢與政策方向
台灣目前實施新南向的基本戰略情勢可說是在中國往外擴張下，以可行的方法，尋求自己的戰略安全空間。
中國的經濟量增長後，在2000年就相當有意識地實施「走出去」戰略。目前這個經濟力轉換成政治與軍事力量的向外投射已有具體成果。在政治力量方面，有所謂新型（G2）大國關係，由此延伸而為強化對香港的控制、台海共管、對韓國的經濟抵制，乃至於對東協的分而治之策略，使得東協高峰會連續2年都對南海爭議無法產生共識；在軍事方面則是穿越第一島鏈常態化，沿著一帶一路建立軍事據點，最具體的例子就是斯里蘭卡的Hambantota深水港。
不過隨著中國資本快速的積累，它的投資報酬也跟著下降。中國的投資資本產出增長比（ICOR），在1996年開始上升，2007年之後為了對付次貸危機推出的4萬億政策，更造成ICOR如直升機般升高。東協與南亞國家由於處於人口持續擴張的階段，勞動成本相對地成為吸引國外直接投資的熱點。
這個未來全球經濟基本的轉變趨勢就形成台灣新南向戰略的機會與挑戰。由於中國經濟規模的上升，它與東協國家的貿易額已經達到台灣的6倍。如果今天新南向依然以過去經貿外交的模式進行，成效必然極為有限。準此而言，新南
向的「以人為本」不是一個新的口號，而是具有真正的戰略新義。由於這次東亞與南亞地緣政治結構改變的最大原因來自中的對外擴張，而台灣又是中國必然加以封鎖的對象，因此台灣南向的生存空間不能只停留在傳統的主權國家或政府層次，而必須向下扎根到社會認同，通過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交往，讓其它國家與台灣社會與台灣人民存在真實的連結關係，從而產生實質風險連帶的共同體概念，也就是學界所謂的「平行外交（Para-Diplomacy）」模式。這種特色真實地反映在政府的預算編列，其主要的工作重點是在經濟與教育。
深入在地脈絡 蒐集分析資訊
在這種新南向概念下，金融業的南向應該要與過去有所不同。過往台灣海外的投資生產主要是將台灣製造技術處於半邊陲的優勢，延伸到具備廉價生產要素的國家所進行的三角貿易。經常由幾家大廠，配合中下游協力廠，宛如移動城堡，每到一個地方就只是吸收當地廉價生產要素，完畢之後就移往他處。這種生產與經濟的「租界（Enclave）」無需顧及在地市場，因此無法鑲嵌在當地社會中，也產生不了新南向所期待的平行外交的效果。
由於台灣經濟以出口導向的製造業為主，因此在這波新南向的政府單位，以及合作的廠商，自然就呈現出把各自已經在進行的業務當成新南向的重點。這種制度慣性依賴讓金融業者的海外融資主要也是配合這種製造業模式在進行，因此就沒有迫切需要對在地國進行在地商情資訊的蒐集。例如，東協國家的快速經濟發展造成跟台灣明顯的利差，這是金融業的利基，但問題是在誰才是適當的融資對象？找出資金的需求者，並將大眾的儲蓄引導到具有強大潛在發展性的產業，這本是金融業的最重要功能，也是有利於在地社會連結強力管道。但其間的風險評估就必須深入當地社會的經濟結構、政治發展、社會組織與文化規範。這就必須深入在地社會，進行資訊蒐集與分析，是考驗台灣真正全球化的能力。但也就是在這點而言，金融新南向才能達到它戰略上的意義。但這些問題是必須進入到各國具體的脈絡討論，才能得到答案。
以菲律賓農業為例，菲國利率固然很高，大約在8.5%到15%之間。這對銀行業者固然是利多，但利率之高其實是菲國小農無法承擔。以貸款300,000（折合新台幣約171,428.57元），3年償還，各以15%、10%、7%、5%複利進行計算，可以得出表2。
但菲國農民的所得是否能承擔得起這樣的還款計劃呢？我們根據菲國農民收入加以計算，情況顯然不是那麼樂觀。表3是收入最高的Cordillera地區農民情況。純就銀行短期獲利的要求而言，菲國農民所得難以支撐高額利息，顯然不是一個理想的融資區塊。可以想見菲國小農或中小企業也跟台灣早期一樣，融資取得困難。但這種「艱困」地區卻正是新南向平行外交最值得開發的地方。當然如果要開展這方面的工作，一定要將其他利害關係人，也就是當地中央、地方政府，以及銀行業者一起納入協商過程，把它作為個國家發展計劃來進行。台灣目前新南向政策最大的問題就是政府單位與相關智庫不能深入在地脈絡，只以慣性思考，把原先西向模式拿來做南向工作，這就完全喪失了新南向在這個區域結構轉型的戰略意義了。
＊作者為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本文由台灣金融研訓院授權刊載，精彩全文詳見《銀行家雜誌》5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