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在遭受經濟制裁下，俄羅斯貿易部表示，直到2022年底，已限制氖氣等惰性氣體出口，以加強俄國的市場地位。氖氣是製造晶片的關鍵原料。《路透社》報導，俄國的惰性氣體出口限制可能會加劇全球晶片市場的供應短缺。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已經將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經濟體系推向了未知領域。
俄烏戰爭以來，美國及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在主流媒體的「轟炸」下，俄羅斯好像就要「亡國」了。但是，現在看來，狀況似乎沒那麼糟。俄羅斯的金融體系與「總體經濟穩定性」並未在西方制裁衝擊下崩潰。貨幣走弱、外商撤離、進口萎縮等因素導致俄羅斯物價高漲，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上升，但整體經濟活動並未遭到重創；電力消耗、鐵路運量等指標也大抵維持正常。本來各主要國家之中，只有美國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與天然氣，影響不大；歐盟最近才同意從俄羅斯進口原油的禁令，2022年年底才全面生效。這項禁令經歷很長的爭論，未來可能因戰局還有變化，因為這一制裁本身也會影響到歐盟，歐盟的能源價格已經飆升，通膨率接近兩位數。西方的經濟制裁的確打亂了俄羅斯的化石燃料出口，但俄羅斯石油出口每個月仍帶來約100億美元收益。由此來看，這個1億4600萬人口的大國還可以撐好一陣子。
經濟武器：制裁作為現代戰爭工具的興起
經濟制裁，已經成為當今全球外交史上「不流血的邪惡戰爭」。耶魯大學出版社2022年剛出版的《經濟武器：制裁作為現代戰爭工具的興起》（The Economic Weapon: The Rise of Sanctions as a Tool of Modern War） ，作者尼古拉斯·穆德（Nicholas Mulder）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殖民帝國的封鎖到監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法西斯主義的對抗，追溯經濟制裁的最早的使用。他在政治、經濟、法律和軍事歷史中進行了廣泛的檔案研究，揭示了經濟制裁做為一種強制性的「戰時工具」被採納為「維持和平」的工具。這項及時的研究揭示了為什麼制裁被廣泛認為是一種戰爭形式，以及為什麼經濟制裁的意外後果如此巨大。尼古拉斯·穆德宣布，這將是全球經濟史上的一個分水嶺。
他指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經濟制裁出現的第一個國際歷史和這種發展的手段開始，經濟制裁已經主導著當今世界政治的格局。在 20 世紀初作為一種利用全球化潮流來捍衛自由國際主義的方式開始發展起來，它的吸引力在於它可以作為戰爭的替代。然而，這種觀點忽略了其核心的黑暗悖論：「目的在防止戰爭的經濟制裁，它是以毀滅性的戰爭技術為藍本的。」
1980 年代以來，經濟制裁被美國做為「作戰工具」
斯圖爾特·H·戴維斯，伊曼紐爾·內斯（Stuart H. Davis , Immanuel Ness）2021年出版的《作為戰爭的制裁：美國地緣經濟戰略的反帝國主義觀點》（Sanctions As War: Anti-Imperialist Perspectives on American Geo-Economic Strategy）對美國地緣經濟戰略的反帝國主義觀點，首次全面闡述了經濟制裁作為美國在全球舞台上行使權力的工具。自 1980 年代以來，美國穩步增加對經濟制裁的依賴，或對違反既定規則施加廣泛的經濟處罰，以打其外交政策鬥爭。被認為是動態軍事接觸的成本較低且破壞性較低的替代方案，已對超過 25 個其他國家實施經濟制裁。在此過程中，制裁已摧毀了數以千計的無辜生命，並對公民社會造成了無法估量的損失。為了了解制裁如何作為一種戰爭策略發揮作用，《作為戰爭的制裁》提供了闡述經濟制裁理論和歷史，以及對制裁實施的制裁案例研究。
為何在產生「最微弱結果」下使用經濟制裁？
經濟制裁，從字面上看，好像被制裁的一方要倒大楣。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大家都清楚，經濟制裁已經逐漸變成政客耍大刀的把式，傷敵一萬自損八千，沒有誰保證是贏家；也沒有誰一定是輸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各國越來越多地依靠經濟制裁計劃來代替軍事行動來施加壓力，並普遍填補口頭譴責和行動之間的尷尬差距。制裁是否有效仍然是決策者爭論的焦點。常見問題包括是否有任何法律命令限制制裁的使用，如果有，制裁使用的限制是什麼。國際法下的經濟制裁的限制，包括制裁國家過分時的問責機制。在法律存在漏洞的情況下，如何利用現有法律結構確保經濟制裁保持在公認的法律秩序內，提供了新穎而重要的貢獻，非常重要。
丹尼爾·W·德雷茲納(Daniel W. Drezner)在他寫的《制裁悖論:經濟治國之道和國際關係》(The Sanctions Paradox :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說：「傳統觀點認為，經濟制裁在國際事務中不起作用。如果是這樣，為什麼各國如此頻繁地使用它們？」他認為，自相矛盾的是，各國最渴望在產生「最微弱結果」的條件下使用經濟制裁。各國預計與對手的頻繁衝突，因此更願意使用經濟制裁。然而，正因為他們預計會有更多的衝突，受經濟制裁的國家不會讓步，儘管要付出代價。因此，經濟制裁在對手之間的效果遠不如在盟友之間有效。
全球化解除領土限制並使領土重新界定
全球化和社會經濟與政治空間的去領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及再領土化（reterritorialization）已經貫穿了傳統印象的政治疆界。當經濟、社會與政治活動逐漸向全球延伸時傳達了一個重大意義：這些活動將不再井然有序地依領土原則而組織，也就是這些經濟、社會或政治活動可能在領土以外的特定地方有著根深蒂固的發展。在全球化的環境下，地方性、國家性甚至大陸內部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空間大多重新界定，因此這些空間不再必然等同於既定的法律與領土界線。在這種模糊的「經濟國界」下實施經濟制裁，砍別人卻砍到自己，也就不足為奇了。
另一方面，全球化力量的逐漸強化也可能產生壓力，迫使社會經濟活動重新界定其 領土範圍，這些社會經濟活動型態包括國家以下、區域或國家以上的經濟區域、管理機制與文化設施，也可能加強社會的「地方化」與「國家化」。由此可見，全球化涉及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上關於解除領土限制與領土重新界定等複雜議題。
制裁造成的經濟痛苦如何轉化為政治收益呢？
今天，國際經濟制裁是為了應對幾乎所有嚴重的國際危機，無論是促進政權更迭和民主化，懲罰武裝侵略，還是遏制核擴散。但是，制裁造成的經濟痛苦究竟應該如何轉化為政治收益呢？制裁運作或不運作的機制是什麼？瓊斯·李的《被圍困的社會：探索國際經濟制裁如何運作》提供了一個新穎的分析框架，研究制裁如何通過目標國家的國內政治經濟和國家-社會關係進行調解並滲透到政治結果中——無論實施制裁的國家是否尋求制裁或者，正如經常發生的那樣，意想不到的甚至非常反常的後果。在3個關鍵案例（南非、伊拉克和緬甸）中針對政權更迭的制裁的詳細案例研究用於探索不同類型的制裁如何在時間和空間上發揮作用。
經濟制裁的成功或失敗很難評估
由Peter A.G. van Bergeijk編著，2021年出版的《經濟制裁研究手冊》（Research Handbook on Economic Sanctions），匯集了來自各大洲的 40 位領先專家，分析過去10年制裁急劇增加的最新數據。原始章節對制裁成功和失敗的決定因素進行了詳細分析，並輔以對制裁影響的創新研究。這本及時的研究手冊就有效實施抵制、禁運和定向制裁（包括貿易、旅行和金融制裁）提供了對方法的徹底討論以及基於證據的政策建議。對古巴、伊朗、朝鮮和俄羅斯的案例研究的使用說明了發展並展示了新方法，包括隨機前沿分析、比較定量分析和元分析。
經濟制裁越來越多地被用作打擊濫用國際和平者的合法、非軍事手段。然而，目前尚不清楚如何衡量這些制裁的成功或失敗。戈爾努什·哈基姆達瓦爾（Golnoosh Hakimdavar）的《對聯合國經濟制裁的戰略理解：國際關係、法律與發展》（A Strategic Understanding of UN Economic Sanc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w and Development）探討了鮮為人知的聯合國經濟制裁審議過程，並揭示了衡量這些制裁成敗的系統性問題。圍繞「和平與安全」這一關鍵概念，作者帶領讀者關注聯合國經濟制裁在決策、執行和評估過程中存在的差異。作者利用國際法和發展方法來證明在衡量成功和失敗方面缺乏共識，反過來表明，在統一的國內戰線上實施制裁是不可能的。最後提出了改進制裁程序的建議，只是為整體否定制裁程序掃清了道路，並提出了替代性的非強制性措施，以減輕衝突局勢和對和平與安全的威脅。
制裁成為越來越受歡迎的外交政策工具
制裁已成為越來越受歡迎的外交政策工具，不僅在多邊層面（在聯合國），而且在區域（尤其是歐盟）和單方面。實施措施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從全面制裁制度（自 1990 年代伊拉克以來名譽掃地）到針對特定個人或實體（通過資產凍結和旅行禁令）或禁止特定活動的「有針對性」或「聰明」制裁（武器禁運和出口禁令）。馬修·哈波德（Matthew Happold），保羅·伊登（Paul Eden）編著的《經濟制裁和國際法》(Economic Sanc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匯集學者、政府和私人從業者、經濟制裁和國際法概述了最近的發展並分析了它們所產生的問題，並考察了各種行為者的當代實踐，以及他們活動的合法性（或其他）。考慮的問題包括目標人員的人權，以及為質疑他們的列名而建立的機制；以及在區域組織和個別國家實施制裁的情況下，第三國及其國民的權利。
「經濟恐怖主義」是一個雙面刃
10年前，凱文·弗里曼(Kevin D. Freeman)就已經看到「經濟恐怖主義」是一個雙面刃，它可以打擊對手，也可以被對手利用，倒打自己一把。他在《秘密武器：經濟恐怖主義如何打擊美國股市以及為什麼會再次發生》(Secret Weapon: How Economic Terrorism Brought Down the U.S. Stock Market and Why It can Happen Again) 質問：「誰應該為美國災難性的金融危機和毀滅性的國家經濟衰退負責？」與「佔領運動」可能告訴你的相反，這不僅僅是貪婪的華爾街高管（儘管他們當然贏得了他們的鄙視）。這不僅僅是失敗的監管（儘管華盛頓在保護我們方面失敗了，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失敗了）。正如一位美國頂級金融專業人士在這本令人震驚的新書中所揭示的那樣，華爾街和華盛頓的失敗使美國面臨經濟戰爭，外國敵人利用了美國潛伏的金融弱點。在這個驚人的曝光中，弗里曼揭示了所有證據——包括動機、手段和機會——美國的外敵如何故意將美國的經濟推向邊緣。他說：「敵人想要削弱美國作為世界領先的經濟體；敵人想要製造美國的黑暗時代。」
西方歷史，關於邪惡、失敗和背叛正義的反敘事？
西方歷史的敘事，西方的價值，一直是現代歷史的主旋律。《從柏拉圖到北約：西方觀念及其反對者》(From Plato to NATO: The Idea of the West and Its Opponents) 是第一本在西方面臨最大挑戰時，努力去理解西方遺產的著作。做為弗朗西斯·福山、約翰·格雷、塞繆爾·亨廷頓和其他對 21 世紀西方國家困境的分析家的讀者，你和我將在大衛·格雷斯(David Gress) 的原始描述中找到更完整的描述。西方真正是什麼？以及它如何在最好的意圖下，卻被歪曲了。
最重要的是，他們將遇到西方身份的新視野以及如何恢復它。在 20 世紀初，美國教育工作者將西方文明、其起源、歷史和未來 50 年一直是美國大學教育核心的承諾放在一起。他們講述的故事是一個西方文明。在 1960 年代，這部西方宏大敘事受到了攻擊。在接下來的 30 年裡，批評家們把這個古老的故事變成了它的反面：一系列關於邪惡、失敗和背叛正義的反敘事，他們說，這些故事構成了西方歷史。
冷戰結束後西方價值觀的勝利，民主和資本主義的傳播，以及美國流行文化的全球影響，並沒有在西方的歐美中心地帶重振宏大敘事。大衛格雷斯解釋了這個悖論，認為西方的宏大敘事從一開始就有缺陷：西方並非始於希臘，而且在道德和宗教方面，希臘人是一個「外星文明」，其貢獻是通過羅馬和基督教來調節的。此外，在假設從希臘人到現代自由主義的連續性時，他們錯誤地淡化或拒絕了介於兩者之間的一切，將注意力集中在偉大的思想和偉大的著作上，而不是關注具有所有模糊性、衝突和矛盾的真實歷史。
格雷斯關於西方未來的案例的核心是，新事物必須牢記其在舊事物中的根源並尋求綜合。因為正如襲擊所表明的那樣，新西方不能孤立無援。它的美德——自由、理性、進步——起源於舊西方，一旦離開那片肥沃的土地，就無法蓬勃發展。
＊作者為文化觀察者，作品集參看JOE書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