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句話說，於被告接受檢察官訊問時，辯護人為何有札記之需要、是否札記及札記之內容如何等，均僅係辯護人執業之習慣或方法之問題，對被告對訊問採何種應對態度，或為陳述時，其陳述之內容，均不會發生任何影響。」（同上，呂太郎、吳陳鐶之不同意見書）
請看關鍵：「辯護人為何有札記之需要」、「係辯護人執業之習慣或方法之問題」，又是乍看言之成理，那筆者問呂、吳兩位上官，筆者當庭作筆記，兩位上官各自在法庭上，一為檢察官吳某，一為法官呂某（曾任檢察官），用這種理由「塘塞」筆者及天下律師們麼？同樣的，還是請問被告權益怎辦？
白話版就是說：「楊律師，不准手寫筆記，本官不准！」更接著講：「楊律師，為何在法庭有作筆記之需要？回去翻翻六法全書，看哪一條寫允許律師當庭作筆記？」「實務上有些可以？那是您們律師執業習慣。本庭不准，不服您去聲請救濟。」筆者想起大一時讀王澤鑑老師的書，第一篇拜讀的文章就是《法律的鬥爭（薩孟武老師翻譯）》談到：「法律的任務在於保護權利。法律受到不法的侵害之時，鬥爭是無法避免的。」如果忘卻初心及初衷，多麼可嘆？
另外，該不同意見書中，例如：「允許辯護人為前述準抗告，徒然增加法院工作負荷」云云，這些就文繁莫舉。簡言之，呂、吳兩位不認同「律師在偵查庭作筆記」，或許可以當其意見之總論或結論。是以，呂吳二人總結：「全天下律師在偵查庭沒辦法作筆記，律師筆記被扣押，也不能(準)抗告，豈不快哉？」
呂之自傳倡言「人權保障及增進人民福祉」
以下有個頗有趣的觀察。「該案投票」呂太郎自始自終都投反對意見，可謂堅持無比。筆者心想一位曾任司法院秘書長（2016-2019）、法官學院院長（2013-2016；司法人員研習所長2011-2013），算是司法人員搖籃的培育者，怎會如此堅持「律師在偵查庭不能作筆記？而且不能程序救濟？」呂太郎早年曾任檢察官，係於1992年轉任法官，其著作是《民訴基本理論》等，其自傳上更寫到：「以人權保障及增進人民福祉為核心任務，…我從事實際審判工作多年，正義、獨立、公正之理念，早已深植內心。…我期待有機會可以實現人民這樣的殷望。」呂大法官在「該案」卻不准律師在偵查庭作筆記？不知道全台灣的人民怎想？
哪天「人民您被傳喚當被告」，這位大法官呂太郎說：「律師在偵查庭不能寫字作筆記喔！這沒有妨礙您們被告的權益。」當偵查庭一開幾小時，律師不能寫筆記？上頭的檢察官呢，可以翻卷證及寫字、劃重點，少數特殊情況或許還會偷看手機及傳訊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