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概要
第一章有三個目標。第一是說明要解釋的主題：一國之軍事戰略的重大改變。第二個目標是，思考有哪些競爭的動機和機制，可以解釋國家的軍事戰略何時與為何進行重大改變。第一章強調有兩個變數，對於理解中國軍事戰略的改變十分重要。第一是國際體系出現戰爭指揮轉變，促使採用新軍事戰略的強烈動機產生。第二個是執政的共產黨是否團結，若是團結的話，將賦權與高階軍官，使其得以制定與採用新的戰略，而不受到文官（civilian）的干預。第一章的最後一個目標是討論這項研究的研究設計，包括推論方法、如何衡量變數以及資料來源。
在開始談論一九四九年起的中國軍事戰略重大改變之前，第二章會先檢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內戰期間中共採用的軍事戰略。這些戰略有攻有防，大多強調用正規部隊打運動戰（mobile warfare），只有少數比較重視使用非正規部隊打游擊戰。第二章探討這些戰略，以及「積極防禦」和「人民戰爭」等構成中國戰略詞彙的關鍵術語，還有解放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創立時所面對的挑戰。
第三章檢討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採用的第一套國家軍事戰略。採用一九五六年戰略方針的時機著實令人費解，原因有二。第一，採用這套戰略時，中國並沒有面對立即或迫切的安全威脅，所以是將資源集中用於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經濟。第二，雖然中國與蘇聯結盟，蘇聯提供數千名軍事顧問和專家，以及充足的裝備，供超過六十步兵師使用，但是中國並沒有仿效蘇聯的戰略。反之，中國拒絕採用蘇聯模式的基本元素，包括強調第一擊與先制打擊（first strike and preemption）。
戰爭指揮轉變和政黨團結，最能解釋一九五六年中國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採用第一套軍事戰略。採用這套新戰略的首要動機，就是評估到解放軍必須打的戰爭類型改變了。一九五○年代初期，中國不只積極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與韓戰中汲取教訓，也深思核子武器對常規作戰所帶來的意涵。高階軍官裡頭，尤其是彭德懷，推動了至關重要的軍事改革，並且制定一九五六年戰略方針。能夠推動這種由軍隊所領導的改變，是因為當時的中共內部空前團結，因此解放軍沒有動機捲入政黨內鬥，並且獲得了管理軍事事務的實質自主權（substantial autonamy），其中包括軍事戰略。第三章最後檢視採用一九五六年戰略方針的其他解釋，尤其是關於仿效（emulation）的論點。
第四章檢討中國一九六四年的軍事戰略改變，那次改變著實不尋常，引人玩味，那次中國回頭採用過往戰略，也就是源自中國內戰的「誘敵深入」概念；這也是唯一一次由黨最高領導人發起的戰略改變，而非高階軍官。這套戰略的採用，說明領導階層的分裂所導致的黨內不團結，是如何扭曲對戰略的決策。一九六四年五月，毛澤東愈來愈擔心黨內的修正主義，於是推翻原本聚焦於農業的經濟政策，要求推動中國內地（或稱「第三線」）工業化。毛澤東用來正當化這項政策推翻的理由，在於大型戰爭一旦開打需要清出後方，所以得以備不時之需。要求建設第三線的呼籲，讓毛澤東得以在大躍進之後首次掌控經濟政策，進而攻擊黨內領導人們與黨的中央集權官僚，毛澤東將那些人視為修正主義分子。但是他對於第三線政策的辯解──必須準備應變大規模戰爭──需要一套軍事戰略必須能應對他所主張的威脅。以第三線作為經濟政策，並將誘敵深入列為軍事戰略，是相輔相成的手段，用以削弱黨政的官僚，也預示了毛澤東即將在一九六六年向黨領導階層展開正面攻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