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九月，中國高階軍官召開長達一個月的會議，討論中國的戰略，以抵禦蘇聯可能入侵。當時，蘇聯在中國北境邊界部署約莫五十個師。在會議的最後一天，鄧小平講話了，他用直率的風格說：「我們未來的反侵略戰爭，究竟採取什麼方針？我贊成就是『積極防禦』四個字。」鄧小平用簡短幾句話，不僅認可要改變中國人民解放軍從一九六○年代中期採用的軍事戰略（立足於深入中國領土打持久戰），也贊同採用新戰略來對抗蘇聯侵略；解放軍最高指揮中心已經在會議中制定了新戰略，刺激中國採取行動，進行軍隊現代化。
自一九四九年起，中國一共採用過九套國家軍事戰略（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ies），又稱為「戰略方針」（strategic guideline）。這些方針提供了中共中央軍委所下達的權威指導，包含解放軍的作戰準則、軍隊編組與訓練。一九五六年、一九八○年與一九九三年採用的方針，則全力改造解放軍，準備以新的作戰方式發動戰爭。中國何時與如何大幅更改軍事戰略？為什麼中國在這三個時刻，而不是其他時間點大幅改變軍事戰略呢？
基於幾個理由，這些問題的答案很重要。第一，理論上，從中國對軍事戰略的各種態度，可以發現豐富的案例，深入了解軍事組織改變的根源。一般來說，目前學術研究檢驗過的案例相對較少，大多局限於民主社會的先進軍隊，尤其是美國和英國。除此之外，大部分的研究聚集於探究兩個時段：第一段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第二段則是冷戰結束後的那段時期。除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日本，像中國那樣的非西方國家比較少獲得學術界關注。同樣地，除了蘇聯以外，關於擁有政黨軍隊（party-armies）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軍事改變，研究仍舊不足。此外，除了美國和蘇聯以外，學者鮮少研究個別國家的軍事戰略改變進程，儘管這樣的研究計畫能在無涉於文化和地理等背景因素的情況下，有益於解釋戰略的變化。
因此，檢討一九四九年起的中國軍事戰略改變，提供了機會，能夠在數個面向上豐富關於軍事準則和創新的現有文獻。第一，這項研究可以用新的重要案例，也就是當代中國，來評估現有的理論。第二，這項研究讓學者能夠廣泛探究諸多潛在變數的影響。中國一九四九年起的諸多特色如下，包括：作為非西方國家，有豐富且與眾不同的文化遺產；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軍隊隸屬政黨而非國家；是革命國家，在激變中創立；跟其他強權相比，屬於軍隊現代化較晚的國家。如果從西方案例推導出來的理論能夠解釋中國的軍事改變，那麼，那些理論應該就能通過一系列困難的重要檢驗。然而，如果現有的理論無法說明中國的戰略改變，那麼學者就應該重新思考那些理論可以應用的範圍。
第二，根據經驗，目前還沒有針對一九四九年起中國軍事戰略改變所進行的全面系統化研究。在研究當代中國的領域，有一小群橫跨幾個世代的活躍學者，曾經檢討解放軍的組織演化，以及解放軍在社會、政治與國防相關政策上的角色。雖然對於理解中國對國防政策的態度，現有的研究貢獻良多，但卻在三個方面有所限制。
首先，現有的中國軍事戰略研究在實證範圍或時間區段上有局限。檢視中國的軍事戰略，一般多從兩個角度出發。第一個作法是研究解放軍的組織發展，同時檢討戰略和其他主題，像是訓練、軍隊編組、編制、政治工作與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第二個作法比較常見，就是利用記錄當代變遷的書籍資料或期刊文章。從一九七○年代中期起，高德溫（Paul Godwin）、黎楠（Nan Li）與馮德威（David Finkelstein）等學者，對於這個主題有最多的論著。雖然這些作品在出版時是十分前沿的研究，但是這些文獻並沒有全面研究中國對軍事戰略的態度，然而軍事戰略在軍隊發展和現代化的其他大部分面向上，都具有指導性作用。
此外，完成於二○○○年代之前的絕大多數現有中國戰略學術研究，都仰賴於數量有限的中文翻譯原始資料。然而，在過去十年裡，已經可以取得來自中國、有關現行和過去戰略的材料。早期能取得的中文原始資料有限，影響重大，原因有二。第一，許多關於中國軍事戰略的研究，沒有用解放軍本身使用的術語來解釋這個現象。戰略方針的概念反映了中國在不同時期的戰略精髓，近期才吸引了西方學者的關注。儘管戰略方針在解放軍裡很重要，但以往大多數的學術研究都沒有系統化檢討這些戰略方針的採用與內容。第二，過去的一些中國軍事戰略，在無意間被錯誤地描述，例如，許多學者（包括我在內）曾經說解放軍在一九八○年代初期的戰略，是奉行「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因為有幾位值得關注的將軍使用這套詞彙，表達出希望將解放軍現代化。然而，中央軍委本身卻不曾使用過這句口號來說明中國的軍事戰略。再者，中國高階將領首次使用這套詞彙是在一九五○年代後期，接著持續使用到一九九○年代──但中國在這兩個時期都採用了不同的軍事戰略。同樣地，中國在一九八○年代以前的軍事戰略，經常被說成是「人民戰爭」。然而，在這段時期裡，解放軍採用了四套不同的戰略方針，其中只有兩套說得上接近毛澤東所說的人民戰爭。
最後，現有的解放軍學術研究，與政治科學中討論軍事準則與創新的相關文獻缺乏整合，這很可能反映出取得的原始資料相當不足。無論原因是什麼，整合不足的代價很高，導致阻礙將「中國案例」的發現結果，放在比較廣泛的理論文獻中進行辯論；亦造成無法與涉及世界強權的個案進行比較，並造成新架構無法應用於研究中國政治。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原因，是了解中國的軍事戰略從來沒有像今日這麼重要。經過了四十年經濟快速成長，中國現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現今中國的國防支出僅次於美國，解放軍有兩百萬現役軍人，是世界上數一數二龐大的軍隊。但是，有些關於中國的重大問題，包括中國會如何運用不斷增強的軍事能力，以及使用在什麼樣用途上，這些無法用國內生產毛額或國防支出之類的簡單度量來回答。答案的關鍵在於軍事戰略，若能了解中國過去和現在的戰略態度，就能知道評估未來改變的重要底線，也能洞悉這其中重要的意涵，包括對中國軍力的淨評估（net assessment）、威逼（coercion）在中國的國家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東亞安全競爭（security competition）的強度，以及中美爆發衝突是否可能擴大到高層級。
論述概要
為了解釋中國何時、為何以及如何推動軍事戰略重大改變，我在這本書中提出可分為兩個步驟的論述：中國推動軍事戰略重大改變，是為了因應戰爭指揮的轉變（shifts in the conduct of warfare），但先決條件是中共的團結穩定。
在我的論證裡，第一個部分聚焦於推動戰略改變的動機。藉由擴大論述，強調外部來源在造成軍事改變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像立即的威脅，我認為推動戰略改變的一個原因被忽視了：一個強權或其侍從對象（clients）所參與最近期的戰爭，揭露出國際體系的戰爭指揮出現重大改變。如果一個國家當前的能力和預期未來戰爭必要的條件存有落差，這種改變能產生強大的刺激，促成該國採用新的軍事戰略。這些改變對於中國這種正試圖提升能力的開發中國家，或者軍事現代化比較晚的國家，影響應該特別顯著。這些國家已經處於相對劣勢，必須密切注意自己相較與強國之間的能力。
我的第二個部分的論述，改談發生戰略改變的機制，是由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的結構形塑而成。在擁有政黨軍隊的社會主義國家，政黨可以充分授權給高階軍官，使其自治管理軍事事務，高階軍官會因應國家安全環境改變，調整軍事戰略。因為這些軍官也是黨員，所以政黨可以託付軍事事務的責任，不用害怕發生政變，或擔心軍隊採用抵觸政黨政治目標的戰略。然而，唯有政黨的政治領導階層團結，對權威結構和基本政策有共識，這類授權才可能會發生。
將這些條件放在一起，當黨內團結的時候，為了因應戰爭指揮的重大轉變，中國的軍事戰略就會出現重大改變。如果黨團結，但是戰爭指揮沒有出現重大改變，那麼高階軍官便較可能只會小幅改變軍事戰略。然而，當黨分裂的時候，戰略改變就不可能會發生。即便外部的戰爭指揮出現了重大轉變，產生推動戰略改變的刺激，然而軍隊可能會捲入政黨內鬥，或者黨最高領導人們可能會對政策意見分歧，不願將處理軍事事務的責任授權給軍隊，或者試圖干預軍事事務──在在都會破壞軍事戰略的制定，更廣泛而言，甚至會損害軍事事務的管理。
本書概要
第一章有三個目標。第一是說明要解釋的主題：一國之軍事戰略的重大改變。第二個目標是，思考有哪些競爭的動機和機制，可以解釋國家的軍事戰略何時與為何進行重大改變。第一章強調有兩個變數，對於理解中國軍事戰略的改變十分重要。第一是國際體系出現戰爭指揮轉變，促使採用新軍事戰略的強烈動機產生。第二個是執政的共產黨是否團結，若是團結的話，將賦權與高階軍官，使其得以制定與採用新的戰略，而不受到文官（civilian）的干預。第一章的最後一個目標是討論這項研究的研究設計，包括推論方法、如何衡量變數以及資料來源。
在開始談論一九四九年起的中國軍事戰略重大改變之前，第二章會先檢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內戰期間中共採用的軍事戰略。這些戰略有攻有防，大多強調用正規部隊打運動戰（mobile warfare），只有少數比較重視使用非正規部隊打游擊戰。第二章探討這些戰略，以及「積極防禦」和「人民戰爭」等構成中國戰略詞彙的關鍵術語，還有解放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創立時所面對的挑戰。
第三章檢討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採用的第一套國家軍事戰略。採用一九五六年戰略方針的時機著實令人費解，原因有二。第一，採用這套戰略時，中國並沒有面對立即或迫切的安全威脅，所以是將資源集中用於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經濟。第二，雖然中國與蘇聯結盟，蘇聯提供數千名軍事顧問和專家，以及充足的裝備，供超過六十步兵師使用，但是中國並沒有仿效蘇聯的戰略。反之，中國拒絕採用蘇聯模式的基本元素，包括強調第一擊與先制打擊（first strike and preemption）。
戰爭指揮轉變和政黨團結，最能解釋一九五六年中國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採用第一套軍事戰略。採用這套新戰略的首要動機，就是評估到解放軍必須打的戰爭類型改變了。一九五○年代初期，中國不只積極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與韓戰中汲取教訓，也深思核子武器對常規作戰所帶來的意涵。高階軍官裡頭，尤其是彭德懷，推動了至關重要的軍事改革，並且制定一九五六年戰略方針。能夠推動這種由軍隊所領導的改變，是因為當時的中共內部空前團結，因此解放軍沒有動機捲入政黨內鬥，並且獲得了管理軍事事務的實質自主權（substantial autonamy），其中包括軍事戰略。第三章最後檢視採用一九五六年戰略方針的其他解釋，尤其是關於仿效（emulation）的論點。
第四章檢討中國一九六四年的軍事戰略改變，那次改變著實不尋常，引人玩味，那次中國回頭採用過往戰略，也就是源自中國內戰的「誘敵深入」概念；這也是唯一一次由黨最高領導人發起的戰略改變，而非高階軍官。這套戰略的採用，說明領導階層的分裂所導致的黨內不團結，是如何扭曲對戰略的決策。一九六四年五月，毛澤東愈來愈擔心黨內的修正主義，於是推翻原本聚焦於農業的經濟政策，要求推動中國內地（或稱「第三線」）工業化。毛澤東用來正當化這項政策推翻的理由，在於大型戰爭一旦開打需要清出後方，所以得以備不時之需。要求建設第三線的呼籲，讓毛澤東得以在大躍進之後首次掌控經濟政策，進而攻擊黨內領導人們與黨的中央集權官僚，毛澤東將那些人視為修正主義分子。但是他對於第三線政策的辯解──必須準備應變大規模戰爭──需要一套軍事戰略必須能應對他所主張的威脅。以第三線作為經濟政策，並將誘敵深入列為軍事戰略，是相輔相成的手段，用以削弱黨政的官僚，也預示了毛澤東即將在一九六六年向黨領導階層展開正面攻擊。
第五章檢討中國的國家軍事戰略，在一九八○年十月發生了第二次重大改變。一九八○年的戰略方針完全背離誘敵深入的戰略，而是預想著要採取前進防禦（forward defensive）態勢，發展能夠執行合成兵種作戰（編注：有時亦譯為聯合兵種作戰〔combined arms operations〕）的機械化軍隊，以擊敗蘇聯的侵略。然而，這次戰略改變的時機著實令人費解。在一九六○年代後期，中國就認定蘇聯是潛在的軍事敵人；一九六九年為了珍寶島與蘇聯軍隊爆發衝突，中國面臨的主要國家安全威脅，即是蘇聯可能從北方侵略。儘管如此，解放軍仍舊超過十年沒有調整戰略因應這個威脅，即便是到了一九七○年代後期，蘇聯已在中國北境邊界部署超過五十個師。
在此，戰爭指揮改變和政黨團結，有助於解釋一九八○年中國軍事戰略的變化，有關時間點以及為何如此的問題。雖然蘇聯的威脅是重要因素，但採用新戰略的關鍵推動力在於中國評估蘇聯會採用哪些類型的作戰方式，這跟在一九七三年以阿戰爭（Arab-Israeli War）嶄露出戰爭指揮的轉變有關。早在一九七四年，解放軍的資深老將們就察覺這些改變，開始要求採用新戰略。然而因為黨內不團結，拖延了戰略的改變。高階黨員被捲入文化大革命的派系鬥爭，一九七五年鄧小平的短暫復出反映了這一點。此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解放軍被用於恢復秩序，專注於國內治理而犧牲了戰備（combat readiness）。再者，擔任非戰鬥的行政與政治職務軍官人數擴增，導致解放軍變得臃腫。一九七○年代後期，黨內逐漸恢復團結，首先是因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被捕，接著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這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三中全會）上，鄧小平鞏固了權力。一九七九年解放軍軍官再度推動戰略改變，最後也成功了。
第六章檢討中國軍事戰略的第三次重大改變，也就是採用一九九三年戰略方針。根據這套戰略，解放軍必須能夠在中國周邊打贏以「高技術」為特色的局部戰爭。從既有理論來看，採用這套戰略也是令人費解。一九九○年代初期，中國的黨軍高階領導人們主張，當時中國的區域安全環境是一九四九年以來「最佳的」，主要因為來自蘇聯的威脅消失。但是，儘管當下沒有明顯的國家安全威脅，中國卻採用迄今最野心勃勃的軍事戰略，試圖開發執行聯合作戰的能力，應變周邊的各種意外事故。
戰爭指揮和政黨團結最能解釋中國何時與為何改變軍事戰略。首要的動機是，中國評估一九九○年到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揭露了戰爭指揮的澈底轉變。中國戰略專家認為，現代戰爭的特色是使用高技術，包括精確制導彈藥（precision-guided munitions），以及利用太空基地平台的先進監視與偵察技術。然而，中國到一九九三年才改變戰略，肇因於天安門事件後黨與軍隊都陷入了內鬥。一九九二年年底，鄧小平尋求以他的改革政策重新建立共識，俾使黨內恢復團結。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反映出黨內恢復團結，會議結束不久，解放軍旋即開始擬定新的戰略方針，隨後在一九九三年年初採用。
第七章檢討中國軍事戰略的近期發展，也就是針對一九九三年戰略方針的兩次調整。二○○四年，戰略方針修改，聚焦於「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二○一四年，戰略方針再度調整，進一步強調「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中的信息化（informatization）。囿於可以取得的原始資料有限，因此無法詳細分析這兩次改變背後的決策。儘管如此，這兩次應為軍事戰略上的小幅改變，而非大幅改變，因為只是逐次進一步強調以信息化作為高技術戰爭的核心，以及中國必須能夠執行聯合作戰。檢視二○○四年戰略，顯示解放軍根據一九九九年科索沃戰爭和二○○三年伊拉克戰爭，修改了對於戰爭指揮趨勢的評估。而二○一四年方針的採用，提供了最高層級的指導（top-level guidance），是為了推動解放軍自一九五○年代中期以來，規模最大的單一次組織改革。這些改革的首要驅動目標，是提升解放軍執行聯合作戰的能力，而一九九三年戰略即已指出，聯合作戰是未來的作戰形態。縱然二○一四年方針沒有預想以新的方式發動戰爭，但是其中提出的改革如果成功落實，將對解放軍的軍事效能產生重大的影響。
第八章檢討中國核戰略的演進。中國的核戰略有著令人不解之處，原因有二。第一個原因是，基於根本目標是要透過保證報復（assured retaliation）來達到威懾效果（deterrence），自從一九六四年十月引爆第一個核裝置起，中國的核戰略就不曾大幅度改變。再者，中國並沒有試圖改變戰略來克服弱點，防範美國或蘇聯的第一擊。這與戰略方針中常規作戰的軍事戰略天差地別，常規作戰的軍事戰略有著動態調整的特質。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的核戰略和本書所談論的諸多常規戰略缺乏整合，即便在採用一九九三年戰略方針後，依舊如此。
第八章指出，中國的核戰略是不尋常的例外。不同於常規軍事作戰，黨最高領導人們從不授權給解放軍決定核戰略，核戰略被視為國家政策問題，必須由黨領導階層諮詢高階軍官和文職科學專家之後決定。雖然高階軍官主張發展大型核計畫，尤其是在一九五○年代，但是這些提案始終遭到駁回。因為解放軍從來沒有獲得授權決定核戰略，中國的黨最高領導人對於核子武器的看法深具影響，尤其是毛澤東和鄧小平二人，其巨大的影響力直至今日仍舊存在。因為這些領導人認為核子武器的效用僅限於遏止核脅迫或攻擊，所以核戰略並沒有與常規軍事戰略整合，並依舊聚焦於達成保證報復。
結論一章則是檢討這本書的主要發現結果、這些發現結果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的意涵，以及預測中國軍事戰略未來的改變。
*《積極防禦》作者傅泰林（M. Taylor Fravel），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科學Arthur and Ruth Sloan教授，安全研究學程主任。專長包括國際關係、國際安全、軍事策略、軍事準則、核武器、核策略、領土爭議與海域衝突等，主要研究區域為中國與東亞。作品常見於《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國際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與《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等。
